2000亿关税“极限施压”，怎么看？怎么办？

原标题美国2000亿关税“极限施压”，怎么看？怎么办？

贸易战再次升级。

消息大家都知道了：特朗普宣布，自9月24日起，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加征10%的关税；自2019年1月1日起，关税将提升至25%。美方同时威胁，若中方对农产品等行业报复，美国将立刻实施力度更大的关税征收举措，对额外大约267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对此，中国商务部作出回应：“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措施有二：一，对原产于美国约600亿美元进口商品实施加征关税，税率5%-10%不等；二，在世贸组织追加起诉美国301调查项下对华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实施的征税措施。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怎么看？

牌局

从数字上说，600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看上去好像不是一个数量级，似乎美方的气势更胜一筹。

根据中国海关测算，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是4298亿美元，进口1539亿美元。按打牌的“筹码”计，加上双方此前500亿美元那一轮，美国已用掉了2500亿美元的额度，中国则用掉了1100美元的额度。

以“底牌”计，美方还有差不多2000亿美元的牌，中国则看上去没那么多额度了，毕竟一年进口也就1500多亿，“子弹快打光了”。

显然，如果仅以互加数额的方式轮番出牌，中国无论如何都跟不上对方叫价的节奏。美国这一手也的确称得上“极限施压”：一下子压上2000亿，无论是在业界还是舆论场上都造出巨大的声势，试图用这种特朗普惯用的谈判手段逼迫中国屈服。

但如侠客岛此前分析所言，中国的600亿美元显然是计算过的。既然数量上不可能同态复仇，那么，“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必然选择。

从中方600亿美元报复清单看，4个不同税率的征税清单，有从5%-10%不等的加征税率；其中，从中方角度看可替代性较差的原料等，加征关税税率较低；可替代性强的原料、属于奢侈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费品、与我国国内制造业竞争关系较强的制成品，加征关税税率则较高。

什么意思呢？中国即使是报复，也要最大限度削弱贸易战对我的负面影响。2000亿美元一次性压上固然豪气干云，但美国前后两次的企业界听证会上90%的反对声音已经说得很明确――给这些商品加税，不仅无助于使中国屈服，而且很难或全无可能找到中国以外的供货商，最终代价还是转移到美国消费者头上。

多说一句，即便清单上这些商品跟特朗普言之凿凿要打击的“中国制造2025”无关也要强制征税，也证明了美方的意图显然跟自己的说辞不符。

比如，2018年前5个月，美国的通胀压力已在稳步上升，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则均高于同期消费者价格同比涨幅，表明消费者价格存在未来进一步上涨的压力。美国消费者会逐渐感受到痛。

其实，在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靴子落地之前，美国财政部最大的公司纳税人（这是他自己公开信中说的）苹果公司，就发出了公开信表示不满。当然，言语很委婉了――“我们希望您重新考虑这些措施，并努力寻找其他更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美国经济和美国消费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健康。我们很乐意提供任何其他信息以协助您做出决策。”

苹果指出，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的确，这都算在中国的“出口”中，但是这些在中国组装的苹果产品，最终其实是返回美国并创造价值。多少价值呢？五年，3500亿美元。

而这份涵盖了广阔Apple产品的关税清单，将“增加我们的成本，使苹果公司与国外竞争对比处于劣势”，最终“导致美国消费者价格上涨、降低美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

苹果公司9月5日的公开信

换句话说，既然是“战”，中国就没有理由亦步亦趋按照对方的招数还击，“不对等”不意味着“不过瘾”；美方也不必以为中国无牌可打，报复仅限于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直致力于“复兴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会面临一个简单的抉择：按照中国的计划，未来五年，要进口8万亿美元的商品、对外投资7500亿美元；对这个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和迅速增长的对外投资国发起贸易战，损失的可能绝不仅仅是目前的关税。

既然是一场“持久战”，时间就是最终的标尺。初期贸易战的确会对生产方造成冲击，但消费方的痛感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可避免地到来。

贸易战肯定是两败俱伤。中方“以战止战”的策略就意味着，既要让对方感到疼痛，也要寻求尽可能减轻对我们自己的冲击。

冲击

2000亿美元的最新版本，究竟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冲击和影响？这是普通民众和全球市场都最关心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此前在侠客岛撰文指出过，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反制，最大直接冲击在于对美出口承受压力。我方报复反制，对部分进口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也有可能给我们的下游厂商、消费者带来负担。

那么，中国能否承担贸易战带来的冲击？

9月7日，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示，贸易战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根据周小川引用的数学模型计算，这对中国GDP影响不到0.5%。

“最坏的情况是，中国不再向美国市场出口价值5000亿美元的商品。相反，是将这些出口商品以最快的速度出口到其他国家。事实上，我认为中国可以迅速采取行动。”周小川说，这也是央行给中央的建议。“在经济每年增长6%和汇率浮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能够抵御外部冲击”。

周小川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按照清华大学教授魏杰的测算，2017年，中国的出口依赖度已经从2007年时的接近70%降到了10%左右，其中对美出口又占到整体出口的1/3。这也是支撑“对GDP影响并不巨大”结论的基础所在。

但是，周小川也指出，贸易战对中国市场情绪的影响很大，可能会削弱投资者对中国企业和股市的信心。在他看来，中国真正需要提防的是“明斯基时刻”――这一以经济学家明斯基命名的观点认为，这是“资产价值崩溃的时刻”，也就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率上升，从而内部爆发金融风险，陷入漫长的去杠杆化时期。

换言之，应对贸易战，中国真正应当做的，就是保持定力、以我为主，做好自己的事；中国真正面对的风险和挑战，也来源于此。

我们此前说过，中国是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凭借这一基础，中国不害怕美国在贸易战中的极端措施（禁运之类），因为那只会导致美国自己国内市场供应大面积断绝；也不必过分担心对美贸易报复会过多抬高国内制成品价格，反可将其作为进口替代、推进国产化、或发展出口导向先进制造业的契机。

同样，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宗货物在中国市场占有率不是很高，较多的是初级产品，可替代性较强。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的对等报复对相关货物供给的影响相对较小，相应地对相关生产、就业的影响也较小。

拿中国在此次贸易战中受影响比较大的几个省份来说。在浙江，小商品王国义乌的策略，是抓紧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发动企业协会的会员共享专利，抱团作战；在宁波，最大的光伏企业已经将市场从欧美转回国内；上海的策略是积极开拓“一带一路”市场、辐射“长江经济带”；广东、山东、江苏、福建等多个省份则出台了更多支持技术改造、产业升级的政策，并应用汇率对冲、期货期权、远期合约等技术性手段对贸易战风险。

老话还是有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贸易战中暴露出的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金融安全存在风险、国内社会存在的危机等问题，已经给中国敲响了警钟。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更深刻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解决深层次矛盾，在“危”中找到新的增长之“机”。

本质

再回头来说说这场贸易战。

贸易战的起因似乎很简单。从竞选开始，特朗普就反复强调，中国、墨西哥等国家“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中国等国家在跟美国的贸易中一直在“占便宜”，美国吃了大亏；美国的制造业都流到海外去了，工人失业，这种状况必须改变，等等。

然后，他拿起了关税大棒，全世界挥舞。当然，这其中，中国是块头最大的那个目标，但加拿大、欧盟、日韩等盟友同样未能幸免。

真的是这样吗？显然不是。前文引用的苹果公开信已经证明了单纯拿贸易逆差说事儿的不足信。事实上，在中美经济往来中，中国是“贸易顺差”，美国是“利润顺差”。大量经济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价值链上谁是高端谁是低端，也一目了然。

曾与中国打交道20年、深度参与中美事务的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花了很长时间与国内的保护主义周旋。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反省美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人民币汇率固然重要，但不是我们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毕竟我们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有逆差。和中国的贸易赤字源自让美国存钱太少而借债太多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而中国人却存钱太多而消费太少。解决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美国的失业问题还有其他原因，包括新技术挤掉了制造业和其他很多行业的工作，以及教育体系不再能提供足够的高等技术工人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核心问题是经济不均衡。小心谨慎的中国人存钱太多，美国人受其税收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刺激，堆积了大笔债务，对廉价的中国商品趋之若鹜。我们需要清理我们过多的债务。

中国人聚集起来的大量金钱，又重新流回到西方，创立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堆满了廉价的金钱，催生了投机的过分行为。我们恣意挥霍的方式会将这一切付之一炬。”

保尔森的反省是对的，因为他最后一句话一语成谶――2008年，美国引爆金融危机，时任财长的他亲手去处理并见证了一切。

保尔森更明确地作出预言：

“保护主义会自己击败自己。让中国产品更昂贵的立法只会伤害美国消费者，他们会发现，像电视机这样的商品超出了他们的消费能力……

中国对于公开威胁反应强烈。中国不会退缩，而更可能会进行报复。这样关键的出口行业就会受到伤害，比如计算机、飞机、农产品和机械产品。进一步的类似立法也许会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很不幸，又被保尔森言中了：今天，欧盟、加拿大、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正在不得不用这样的方式反击美国。

再插播一句：据外媒报道，趁着中美掐架，现在正在美国掀起收购潮的，是日本。

保尔森（左）

说穿了，美国核心的问题在于自身经济结构的失衡。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的测算，其GDP中，85%以上来源于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制造业占比不过11%，但是作为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仅能容纳30万人就业；同样，最近几年，美国的贫困人口从原来的9%左右上升到20%，于是有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

无法解决的贫富差距、产业空心化、金融泡沫化，才是美国真正深刻的危机。而这一点，显然是没办法通过加征关税这种古老的经济武器、以转嫁代价的方式真正解决的。

正如岛上刚推荐的曹德旺发言所说，“现在说恢复制造业大国，我说你等一等吧。去工业化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今年40几年，什么都没有了。投资工厂的老板没有了，工人没有了，管理干部没有了。不是说你今天去工业化，明天就可以生产东西了。没有门。还是要双方坐下来实实在在的谈判。”

这也成为中国的前车之鉴――正是在08年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决策层开始深刻反思美国模式可能存在的弊病。由这些弊病带来的社会危机，更是我们应当努力避免的。当然，难度很大。

其实，2017年在达沃斯论坛上，马云就曾经反击过“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岗位”这样的说辞（文末也有这段视频）：

“30年前，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知道美国有一些非常棒的的策略。美国外包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制造业外包给墨西哥和中国，服务业外包给印度，我觉得这个战略很完美。美国说只想主导知识产权、科技、品牌，把低层次的工作交给世界其他国家。这很棒。

过去三十年，微软、思科、IBM赚到的钱，比中国的四大行、移动、联通这些国企加起来都多。这些钱去哪儿了？

过去30年，美国发动了13场战争，花费了14.2万亿美元。试想一下，如果把这其中一部分钱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白领、蓝领……不管你的战略多好，你应该把钱花在自己的人民身上，改善教育之类的。

另外让我好奇的是，我年轻时候，听说的都是福特、波音这些大型制造业企业，但是过去20年，我只听到硅谷和华尔街。钱流向了华尔街。2008年金融危机让美国损失了19.2万亿美元，白领被洗劫一空，消灭了全世界3400万个工作岗位。

假设这些钱没有流向华尔街，而是去了中西部，发展那里的产业，事情会很不同。不是其他国家偷走了你的工作岗位，这是你的战略（使然），是你自己没有合理分配金钱和资源。”

鉴于保尔森几次对于未来的预测都已成真，我们不妨以他在回忆录的几句中肯之言收尾：

“如果我们能把经济关系理顺，我们和中国的其他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中国人会正面回应一切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动议。同理，如果经贸关系失控，譬如保护性立法引发贸易战，则将会使整个关系受损。只要中国人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问题就会更容易解决，而没有他们，则会难得多。

有些人相信，有一条不变的历史规律：崛起的强国碰上既有的强国时，冲突不可避免。但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抉择是重要的，教训是可以吸取的，政治家们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