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意见领袖熊培云在其《这个社会会好吗》一书中，对中日关系有如下观点：东亚和平必须有中日之间的和解。他认为，中日之间的和解在1945年日本投降时就已经开始了。他是这样论述的：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其实中日和解在日本投降时便已经开始了。1945年8月16日，日本宣布投降翌日，当时中国著名报纸《大公报》并没有急于渲染两国的仇恨，而是试图从此埋下和平的种子。为此我特别找出了当天的这篇社论：日本投降了！抗战结束了！在八年苦战之余，得见这胜利的伟大日子到来，我们真是欢欣，真是感激，在笑脸上淌下泪来。】

批评日本军国主义之后，文章接着写道：

【老实说，我们除了深恶痛绝日本军阀的严重错误及万恶罪行外，却从不鄙视日本人民。看昨天昭和宣布投降诏书时的东京景象，以及内外军民一致奉诏的忠诚，实在令人悲悯，甚至值得尊敬。日本民族是不平常的，只要放弃穷兵黩武思想，打开狭隘骄矜的情抱，在民主世界的广野上，日本民族是可以改造、可以复兴的。】

通过以上评论，他得出结论：

【透过这些文字，诸位不仅可以看到中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宽宏大量，也能看到他们理智清明。】

作者认为，《大公报》的社论没有宣扬仇恨情绪反而充满同情，这体现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宽容大度和远见卓识。对此，笔者认为，其实不然。
《大公报》社论的论调体现的立场恰恰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及美国政府对日态度和政策的折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国际环境来讲，就是美国异军突起、一枝独秀，它要竭力维持并扩大在华利益，美国一方面要确保其在中国名副其实、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为此，美国必须维持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中国的独裁统治，确保其得以延续，使之继续充当美国统治中国的工具；另一方面，美国要以战胜国的正义者身份“审判”日本，彻底让日本屈服，纳入美国麾下，实现日美在东亚霸权地位的变换——由日本向美国的变更。从中国国内环境来讲，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壮大，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政权形成强烈冲击，中国面临着独裁与民主两条道路的抉择。美国对此了如指掌，寝食不安，忧心忡忡，它甚至比蒋介石还忐忑不安——担心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正所谓“皇帝不急太监急”。为避免这种情况，美国设计了以下方案：一、武装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力量；二、在打压和控制日本的同时，还要利用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力量与国民党联合对付共产党。
对以上方案，美国、日本及蒋介石集团心照不宣、一拍即合，开始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由美国主导的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追责的不彻底性，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获得轻判，免遭死刑判决。而前述《大公报》在当时乃蒋介石集团控制下的报刊，堪称其喉舌，其对日基调自然也与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态度相一致。
所以，《大公报》对日投降社论并不是知识分子宽宏大量、理智清明的结果，而是美、日、蒋三方互相媾和并相互勾结的结果。
至于中日关系，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十六条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外国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可见，新中国并不排斥与日本、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长期追随美国，拒绝承认新中国，尽管其国内经济界热切希望与中国发展关系，但在美国敌视新中国的情况下，日本显然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当日本得知美国秘而不宣地暗度陈仓与中国接触，谋求建交的情况下，日本的紧迫感达到临界点，这加速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1987年，日本成为全球二号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实力的提高，日本强烈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看着因改革开放而日益崛起的中国，日本可谓做贼心虚：自己欺凌亚洲邻国的历史和“死不悔改”（新加坡传播媒介语）的态度不可能根本解除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防范；中国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从不放过任何揭露日本不轨图谋的机会。并且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代言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肯定是一种威胁”（日本前防卫厅长官中江要介语）。因此，日本得出结论：要想确立自己在东亚的领导权，就必须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而最能蛊惑人心的就是鼓吹“中国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在此背景下，“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日本人村井友秀成为这一阴谋论的始作俑者。在他的鼓噪下，欧美掀起一轮又一轮“中国威胁论”，发起声讨和围攻中国的狂潮。2013年，日本和美国鼓动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日本和美国联合抵制中国发起成立的亚投行并且至今未加入——显示强烈抵触情绪‘’日本还与美国联合诬蔑“一带一路”，蛊惑人心、挑拨离间、在东南亚及非洲“挖中国墙脚”……
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中日关系百年来的历史性转圜，可以说，日本是继美国之后最纠结、心理失衡最大、心理阴影最大的国家了。因此，在本世纪，最需要直面中国，调整心态，接受并适应中国崛起的除美国之外，就是日本。
其实，在全球博弈中，中国在欧美一轮接一轮“崩溃论”的唱衰和诅咒声中始终屹立不倒，反而更加自信和从容。因此，日本的影响已日渐减弱，只要顶住美国压力，中日关系不会出现大的波折。在此，中日和解与德国统一有根本区别：中日和解本质上是双方综合实力基础上的敬畏与尊重，在斗争中互相让步，在让步中曲折前进，进而实现相互依存、平等互利，最终日本承认中国在东亚的崛起和复兴，双方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德国统一是欧美垄断资本发起的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的成功结果，美国的作用功不可没，美国极力促成了这一和平和解局面，扩大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版图并巩固了美国霸权；而在中日关系中，美国千方百计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在中日和解进程中埋下”炸弹“，制造不和，利用日本牵制中国，配合其瓦解中国的战略，因此，其效果及最终结局与美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不能相提并论。
【王玉涛，察网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