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西方的主体性——民族国家及其身份或认同
（一）西方很晚分享异域文明
（甲）英国民族身份及传统是最近发明
撇开虚构的历史，英国及欧洲，在17世纪处于民族国家难产的动乱期；而之前，则基本上一直是“非文字（方言口语）、非世俗（神权禁锢）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四大发明的冲击，使之从“原始静态”变为“无序动态”）。只是经过由中国文化所引导的启蒙运动，西方在18—19世纪，才逐个变为“以人为本”的民族国家与文明社会（它们便竞相编造“暴发户”的家谱或历史）。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英国民族身份是被发明的，其过程始于1700年左右，而持续了很久。[ Linda Colley: Britishness and Otherness, p. 309-32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说：“当人们由语言转向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古老传统”都是最近发明的。[ Michael Lind: Next American Nation, p.26.]
这令人想起18世纪的伏尔泰的话：唯有中国历史是真实与古老，而其他所谓的“古老、古典”则都是“依样画葫”。[ Paolo Rossi: The Dark Abyss of Time, p.144.]值得注意的是，伏尔泰的这番话被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畅销书《中国与英语文学现代性》所佐证，其中写道：
（在17世纪）中国历史为古代世界树立了新标准，因此，它成为“普世历史”的新起源……。按照沃顿（William Wotton, 1666—1727年）的说法，所谓的“从印度、阿拉伯或腓尼基……向西传播的知识”，可能都是来自中国；她的第一个国王——伏羲——最早开始探寻知识，而他们（中国人）则把自己的知识储备分享给其他民族。……沃顿还说：“‘古希腊人’确实是按照古代中国编造出来的‘现代人’。”……（早在1690年）威廉·坦普尔提出：“……可以在古代中国的知识和见解里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 Eun Kyung M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人类学家范笔德（Peter Veer）指出：“英国人深信自己的优越性，于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 ”[ Imperial Encoun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58.]
既然如此，那么，在其民族国家与“古老传统”被发明之前，“英国”究竟是什么样呢？没有真实文献证明这些“历史”的存在，诸如：罗马不列颠、哥特中世纪、王朝编年史和《大宪章》以及“资产阶级革命”〔麦克拉克伦著《伪造的17世纪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假的谱系！》[ Alastair MacLachlan: A False Genealogy? Macmillan, 1996.]〕。
关于“欧洲历史”的身份认同。比利时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说：“耶稣会士介绍的中国历史……为欧洲读者引进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拓展了‘普世历史’，……从而强化和细化了‘欧洲历史认同’。”[ The Intercultural Weaving of Historical Texts, p.145.]
关于“欧洲观念”的来源，美国历史学家、贝勒大学教授蒙赫洛说：“在17世纪，中国历史构成‘欧洲认同’这一事实，表明缺少文化优势的西方遭遇了知识上的挑战。”[ David Mungello: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p.193.]

图解 欧洲的现代文明与民族国家及其“身份认同”是怎样产生的？它是绝无仅有的真文明的辐射和传播的结果。她把整个世界都启动起来，也最大化地释放了“善与恶”，后者犹如打开潘多拉盒子，形成了征服世界的战争源。“中国历史赋予欧洲身份”（China’s history posed to European identity）。17世纪中叶，传教士把始于伏羲的中国历史介绍到欧洲，证明在圣经叙事之外存在一个“人自己”的伟大而悠久的文明；这就引发了启蒙运动，导致神权与神本皆土崩瓦解。在此过程中，西方人按照“中国模式”塑造文明和编造历史。后者则演变成通行于今的西方版的“全球通史”，它包括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腊—罗马）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
（乙）西方制度与文化皆源于古代中国第一、国家产生
国家的机能与体制——尤其是西方那种——源于何时何地？其原型是“战国七雄”——随着水利工程和诸夏战争而兴起的、极具组织性与动员力的集中管理模式。弗朗西斯·福山说：“秦代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换句话说，“第一个创造现代国家的是古代中国，……此种国家机构不是父权（血缘）组织，而更像是一个现代国家。”[ Qin Dynasty China Is the First Modern State in History.]
《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考虑过基于功绩的‘文职行政’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此种官僚机构。”[ Comparative Politics, Cengage Learning, 2012, p.29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所著《现代世界制度》一书中介绍：
从1990年代开始，出现一批重要的学者辩称：……“存在一个从15世纪延续至今的‘中国世界’（Sinic world）〔“天下”的展开。——引者〕。”…… 安德烈·弗兰克提出：……“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欧洲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xxix.]
第二、中式政体
西方是在18—19世纪学到或复制中国国家制度的。丹麦学者雅各布森指出：伏尔泰和魁奈“明确建议欧洲国家应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的榜样。”[ Sophus Reinert: The Economic Turn, p.190.]黑格尔承认：“（西方）他国每每把中国（制度）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 黑格尔 著《历史哲学》，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17页。]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证实：
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成功。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的心目中，当时的（清朝）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 《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275页。]
关于民主政治，德国弗莱堡大学教授尼梅尔介绍：“正如中国思想影响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一样，受中国文化增强的欧洲政治思想，也被转移到了美国这个新国家的民主制度中。”[ M. Niemeyer: Proceedings Tagungsberichte, p.33.]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 1888—1965年）确认：美国宪政与民主都是“直接挹取于欧洲，间接导源于中国”。[ Ian S. Markham: A World Religions, p.124.]
至于被当作西方民主源头的“古希腊”，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弗拉丁格所批驳：
这个（西方）传统是通过重建其所需要的“古希腊民主”，来构建它的谱系的，以此作为西方自我理解的现代性政治的基石。……“古代民主政治”的诞生似乎全是根据西方的虚构……。把古希腊伪造成西方的祖先这件事，服务于欧洲的文化与经济利益”。……这种虚构的政治谱系成为一种“生存法则”……。[ Moira Frading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6.]

第三、文化内涵
质言之，在政治上超越“血缘”而拓展“地缘”、由此形成民族共同体，与在语言上超越方言口语与宗教文字、从而形成相对通用和知性的语言文字，这两个方面是相辅而行的。
实际上，包括制度、文字和哲学在内的现代西方的所有方面，都是摄取中国元素——特别是汉字概念——结果。以莱布尼茨为例，他认为，“中文是哲学写作的完美模型”；“汉字模式的功能是它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石”。耶稣会士—莱布尼茨的“中国学”，应该是西方及希腊哲学的真实起源；尽管之前就“有”，但那都是有名无实的神学话题。打破神权禁锢方能出现诠释“人与自然”的知识与哲学，况且三者（知识、哲学和神学）都是被中国资料铸模成型的，它始于莱布尼茨。难怪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说：“莱布尼茨的‘梦’（指‘汉语是哲学语言的典范’）……威胁到‘欧洲文化包含真理’这一通常观念。”[ Gordon Bigelo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14.] 而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则详述：
一旦说明中国在早先西方的“实际存在”，就会把它的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p.221.]
实施莱布尼茨方法的核心：通过对于中国文献的翻译和寓意，在阅读中发明哲学；由此，驾驭中国文献在西方的影响（爆炸性效应），并使中国的表达方式随之展开。[ Birgit Tautz, Palgrave Macmillan, p.96.]
耶稣会士提供的中国资讯和莱布尼茨的相关写作……在欧洲接受东方哲学这件事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Birgit Tautz, p.39.]
难道不是中文文本把知识与人的主体性从“神”解放出来吗？〔引者按：塞缪尔·约翰逊说：“把语言从……神学领域拯救出来，是现代科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Samuel Johnson: Oriental Religions, P. 37]〕。难道不是中文的符号概念、它的权威性和认知方法都已渗透到形成中的欧洲知识里吗？莱布尼茨坚持使用最接近古汉语的翻译，……为欧洲开拓技术和发明的语言。……由改造中国文献而变现出来的西方认识论，标志着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前期，新型的、中国式的各种学科如雨后春笋。[ Bettina Brandt, Daniel Leonhard Purdy, p.119.]
总而言之，正如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说：现代早期的欧洲是“中国化”[ 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 The Imperatives of 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是“汉字密码”（Chinese Cipher）的展开；[ David Porter: Ideograph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尤其是在语言文字、审美品味、宗教神学和工商经济等方面，都是在“解码中国”（Deciphering China, Performing China, JHU Press, 2011, p.24.]。

图解 英国国家身份或民族认同的形成：汉字密码（Chinese cipher）→语言的通用性与合法性（Universality and legitimacy of language）→英语身份认同（English identity）→英国民族国家认同（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大卫·波特教授。不列颠民族国家（英伦三岛、大不列颠或联合王国）及其身份认同的建立（18世纪）。它与通用英语（现代英语，而非部落语言）是相辅相成，且缺一不可。从语言文字的方面来讲，它是民族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早在16世纪，即莎士比亚生前，英语尚属于部落语言——“英语实际上是几百种彼此不能沟通的方言土语”（English was spoken in hundreds of dialects often not mutually intelligible），这还不包括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呢！那时也不存在书面英文。“莎士比亚作品”是17—18世纪被人杜撰的，这里不讨论。方言土语在较大的空间里，不仅不能沟通或交流，而且还会产生误解和冲突，这也是16—17世纪英国及欧洲宗教战争不可化解的重要原因。要想改变如此状况、从而建立较大、较为有序与和谐的共同体（民族国家），首先必须形成一种相对的通用语言。它是超越方言土语、而反映人类“共通认知”的表达形式。“俗”限一地，“雅”通四方；语言也应该如此，所以叫“雅言”。那么，在现代早期的英国及欧洲，“雅言”和“共通认知”从哪里来呢？从汉语来！再说文字，由于被注入或寄生于“汉字表意”（定义与概念等），英国及欧洲的诸文字就从“表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从而不仅胜任于书写知识（文学、科学和哲学等），而且胜任于担当其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相对通用文字。
（丙）争夺和挪用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第一、“中国风”
当然，战争也是促成民族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在这方面，原罪与性恶的西方尤其擅长。一本英国开放大学（The Open University）教材这样写道：
对法国的连续战争，包括大联盟战争（1688–1697年）、西班牙继承战争（1702–1713年）、奥地利继承战争（1740–48）、七年战争（1756-1763年）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和法国革命战争与拿破仑战争（1793–1815年）；凡此，在英国国家身份的“发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法国不仅对不列颠构成威胁，它似乎也代表了英国所没有的一切。[ National identity in Britain and Ireland, 1780–1840]
怎样理解“它（法国）似乎也代表了英国所没有的一切”？主要指后者从前者获得的“中国风”——由园艺、工艺和文艺所体现的中国文化及物质文化。例如，两国的戏剧界曾于1755年在伦敦联合演出《中国节日》，却遭到“爱国暴徒”的砸场；1759年英国独自上演经法国转手而来的《中国孤儿》，标志着英国已争取到了“中国风”的自主权。
然而不久，随着英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击溃法国、夺去了海洋霸权；这就激发了英国沙文主义的狂热、尤其扩及文化领域。于是，“中国风”就被它所衍生的“哥特式”和“哥特化莎士比亚”所淹没；几乎所有的在“中国风、中国启蒙”下成长起来的英国文化精英，皆是“盗憎主人、盗亦有道”（学成之后都诋毁中国，而且继续使用中国文化构建其本土传统），他们包括霍勒斯·沃波尔、托马斯·珀西和塞缪尔·约翰逊——都是基于中国资料分别“创作”哥特建筑、哥特小说和哥特诗歌（英语古诗遗产）以及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和经典版莎士比亚。
第二、中国知识
幸亏这般伪造历史文化传统和塑造民族国家身份，双管齐下、互为因果，现代英国及其传统（包括大英帝国的文化内涵）就这样诞生了！东英吉利大学教授彼得·基特森专著《中国塑造浪漫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写道：
综合莱昂内尔·延森的“制造”概念与琳达·柯莉的“伪造”——象征一个建构与虚构并进的过程，我的这项研究试图证明……英国人通过如此过程开发他们的“中国新知”。……这是英国的关键时刻，（因为）与中国文化相遇使英国能够塑造自己的民族身份。……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有关中国知识的传播……（意味着）其他文化的渗透最终产生欧洲的知识体系；……而在这方面，中国文献的译本则尤为关键，它对19世纪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Peter J. Kit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3.]

（二）多视角探源英语国身份（甲）美国身份源自欧洲儒学与中国风
杨百翰大学的基尔斯顿·戴维斯著《北美殖民地的“二手中国风”与儒学革命》[ Kiersten Claire Davis: Secondhand Chinoiserie and the Confucian Revolutionar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2008]，其中写道：“他们（指18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欧洲移民）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民族身份，……因此，他们融合从英国复制的中国时尚，而不是从其他地方（指中国）获得‘第一手’的。”
解释一下，由于那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实行垄断，而不允许其北美殖民地与中国直接交往，所以它只能分享“二手中国风”（指中国产品与物质文化）。基尔斯顿·戴维斯认为这是北美革命（独立战争）的经济主因；而其思想原因则是“儒学革命”——引导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文化，亦即：
赖希温（Adolph Reichwein）指出：“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北美精英学习孔子语录，从中获得中国哲学的世界观。……最近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革命的哲学与革命家们所读到的欧洲人诠释儒学，两者密切相关。……富兰克林和他的同伴们都称赞孔子为伟大的启蒙思想家，还有一些北美作家均强调哲学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他们皆把中国描述为“哲学家的天堂”。[ Kiersten Claire Davis]
再者，莱登大学资料库论文《亨利·戴维·梭罗的“道”与儒家思想转化成超验主义》，其中写道：“孔子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美国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超验主义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以致它成为构建美国国家身份的重要元素。”[ Ross, Austin Bernard: The Dao of Henry David Thoreau,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 into Transcendentalism. Leiden Repository, 2018] 请大家阅读诸玄识文章《美利坚的缘起：依靠“复制华夏”而立国》
（乙）中国特质的现代英文和英语文学第一、现代英文
牛津大学出版社介绍尤金妮娅的书《中国品味与英语的主体性……》称：
在现代早期，约翰·韦伯（John Webb, 1611–1672年）……为彻底重组英语身份留出了空间；他把英语身份置换到华夏认同，将中国确立为语言品质的官方参照……。[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1.]
现代英语特性（英文身份）是在18世纪，通过解读中国的方法而演变出来的……。“中国风”的文学与物质文化，在塑造新出现的英国审美观念和文艺主体的过程中，皆起着核心作用。……在此期间的英国，中国物质文化的概念浸淫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主导着新认识论和主客关系，最终重新定义英语的含义。[ A Taste for China.]
第二、英语文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的首尔大学教授恩暻闵的书《中国与英语文学现代性》，称：“18世纪的英国文学自身、以及它的‘英语’和‘现代’，都是通过参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讨论来定义的”；“现代英语文学身份是被其他传统和历史——尤其是中国的——所塑造的。”[ Eun Kyung Min: China and the Writing of English Literary Modernity.]
尤金妮娅教授又说：“在那淫长的18世纪，英语文学依靠中国概念而产生它的‘自我模式’；……然而，（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则掩盖了中国文学融铸成现代英语自身这一事实，但这确实是最深远的影响之一。”[ Eugenia Jenkins ]
第三、“英国性”
尤金妮娅还认为：“到19世纪初，如果没有‘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就不可能构想‘英国性’（Englishness）。最能昭明‘英国性’则是中国风——中国物质文化。”[ Eugenia Jenkins ]
中国风→中国性＝英国性（主体性）？！爱丁堡大学的保罗·史蒂芬·纳什著《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思想》详述：
在1757—1785年间，中国因素呼唤出形形色色的英国观念：心态、想象和信念等；……人们对于中国的理解，均被作家们揉合到社会话语和政治讽刺之中，以重新表达大众舆论、哲学抱负和宗教争论。该时期出现的多位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作家，无不把中国思想运用到他们的各种作品里，诸如小说、戏剧、童话、译文、旅行游记和伪造的东方来信……。来自中国的新知识充盈于所有的文本中，辩证互动而追溯古代与追求现代；凡此，都被纳入启蒙的哲学与神学的辩论之中。……其主流作家包括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约翰·贝尔（John Bell）和霍勒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都用中国思想来帮助定义英国身份（民族认同）……。那时，英国加入了中国中心的全球市场……，而中国物品（物质文化）则是西方社会的特权标志，并且在形成英语主体性中起着重要作用。……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风的文学被本土化，来作为规范性的国内生活的基础；中国物质文化也变成了标准英国性（normative Englishness）的核心话语。……英国认同……则依靠各种“中国性”（Chineseness）作为英国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英国文学表明，中国和中国风的概念也能够使英国获得霸权地位……。中国物质文化在英国可以衡量一个人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因为它已融入英国文化，被说成是英语自身。[ Paul Stephen Nash: The Idea of China in British Literature, 1757 to 1785,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112.]
（丙）大英帝国的文化内涵竟是“中国性”第一、商业帝国
伯明翰大学的凯特·史密斯写道：
“中国风”，通过英国人对于中国款式产品的反应与态度，揭示了新出现的不列颠商业身份。大卫·波特的书《18世纪英国的中国品味》（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认为“中国风在建立英国身份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效用。……它为英国人口提供了一个讨论和构建民族通感的空间。……斯洛博达主张：通过时尚、模仿和创新，中国风的经济原则成为日益商业化的英国的核心，……以致创建出一个兼具世界性与帝国性的英国民族身份；……亦即，英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商业实体，在文化上是回应和利用“中国风”，从而达成其民族共喻之结果。……另外，在18世纪的英国，中国风开启了至关重要的审美意境；它作为关键的视觉与物质文化语言，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 Stacey Sloboda Chinoiserie,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72 pp.]

图 19世纪的大英帝国：兼具海洋霸权、殖民帝国和商业帝国的“身份”。
第二、“西表中里”
关于不列颠帝国的“中国内涵”，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教授斯洛博达写道：
如果说，中国风在18世纪代表外国品味和特殊地位；那么可以说，它在19世纪则成了英国审美和物质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在那时的英国，中国风……在根本上塑造了从美学模仿、心理改变到民族身份的观念；……这不仅是理解英国美学史的核心，而且对于不列颠帝国的文化构成也是至关重要的，……它创造了中国式的不列颠之视觉语言。……中国风，超越了无声的装饰美学的范围，而直接说定了英国的新兴帝国的身份；……不列颠从视觉上“复制中国”（复制中国审美与物质文化），只不过在当时与帝国主义观念相捆绑而已。……（总而言之）作为视觉语言的中国风。乃与塑造现代英国的文化力量密切相关。[ Stacey Loughrey Sloboda: Making China, 2009]
第三、国际化
英国“世界主义”是“天下观”从恶的方面的展开。关于英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资本，尤金妮娅教授写道：
18世纪，英国通过“中国形态”反射出自身的世界主义民族（cosmopolitan nation）；它构成了（西方中心论之）东方主义的另一面，用于编造虚假的不列颠的主体性。中国形态不只是促使现代早期英国转向全球文化思维的拉力之一，而且简直就是英国文学成就、及其所反映的“世界主义”的基础。对于不列颠的某些事来说，“中国”何止是另一个国家、帝国或文化，而是意味着新兴的全球观念；由此，英语必须用她的标准来衡量和检验。英国文字反映了和组合了各种各样的中国概念，它们都是指向更广泛的全球化和世界主义（天下性）的；在文学的效果上，中国品类陪伴着现代英语的出现，彼此和谐作用，而使英语投注更大的世界。换句话说，英语文学所归因的中国物性之汉语风格，并非只是这些事物本身被引进于英国文化；而是，它意味着：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概念，这些英语文学是不可想象的。把中国（概念）吸收进入英语主体，是不列颠能够作为一个世界主义民族，全球伸张的文化路径之一。[ Eugenia Jenkins ]
图解 大英帝国（蓝色）Vs蒙古帝国（红色）：两者看似大相径庭，实则大同小异，甚至是一个模子铸的——它们都是出自这样一种的结果，即：中华文明“内在张力”的泛世界的突破与释放。中华“人本人为”的世俗模式和“发明发展”的物质文化、以及“承载承传”的知性文字，全面绽放，善恶俱爆。 独一无二的真文明越来越大地启动“天下”，但在“被和谐”（平天下）之前，多为“无序妄动”（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甚至是祸乱升级。“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真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会导致和招致极大的忧患——遍天下之祸因乱源均顺着“地理倾势”，而向心聚爆。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中华文明在其周期起伏、阴阳交替而迈向“大同”的过程中，派生“文明的子系”与“文明的天敌”。后者之最是两个世界性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欧亚大草原：胡患胡骑）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亚欧大陆两端：西洋东洋），它们都是缘起于技术传播和它所提升起来的“地缘战略优势”，再寄生于文明更吞噬之，披着文明的外衣而已。
同样是基于母体文明的物质成就，蒙古帝国是一次性宣泄，然后转入“蒙古和平”（Pax Mongolica），最终被分化或同化；而欧美帝国的“和平”（Pax Britannica and Pax Americana ）则只是战争间歇，并且不断地进行“暴力再生产”和战争升级，直到毁人毁己。 根据汤因比的相关论述，可以断定：西方霸权与蒙古帝国是同源、同构和同结果。第一，同源？汤因比说：如果不是文明中心（中国）的技术传播，不可能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 《历史研究》，第326页。]第二，同构？汤因比说：就其文化内涵而言，英国及西方从中国引进了文官制度。[ 《展望二十一世纪》，第275页。]第三、同结果？汤因比说：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自相残杀之后，欧洲的海洋霸权则让位于美国，后者必将像历史长河中蒙古等军事帝国一样，转瞬即逝、昙花一现，文明中心遂返回东亚。[ [英] 阿诺德·汤因比 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徐波 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31页。]
（三）汉语文献编成西方传统（甲）中国文学枝叶长出西方文学主干第一、民族文学
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 1729—1811)的《英语古诗遗产》（又译《英诗辑古》）堪称英国国家身份、民族认同或大不列颠主体性的奠基作品（1765年出版）。它属于作为古今西方文学种子的“五朵金花”——18世纪问世的经典版《荷马史诗》与“莎士比亚”，加上民族文学“伪三部曲”——《英语古诗遗产》、《莪相诗集》（奥西恩）和《奥特朗托城堡》（哥特小说）。它们都是被运用中国式的语言、审美和哲理加工出来的。所以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称“浪漫主义起源于中国”。[ Arthur O. Lovejoy: The Chinese Origin of a Romanticism, 1955.]
尽管之前就存在冠名荷马与莎士比亚的文本，但都是毫无文艺价值的粗劣赝品（unrefined, vulgarity）。[ Kirsti Simonsuuri: Homer’s Original Geni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72.]
西方文学史中的其他“古典、经典”，均由“五朵金花”所衍生，例如几乎所有的西方史诗和童话都是按照“莪相模式”杜撰的。[ Greenwood Encyclopedia of Folktales and Fairy Tales: G-P, p.663.]
关于珀西的《英语古诗遗产》的缘起，彼得·基特森著《中国塑造浪漫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写道：
……中国书籍为《英语古诗遗产》提供了主要的准备，它们使珀西能够把粗糙的“英国古本”经典化……。大卫·波特认为，珀西的中国文献对于他的研究和他本人成为“世界文学的先驱”，皆是至关重要的。……珀西面对叹为观止的中国文化成就时，很有紧迫感；他要挽救自己的祖国，为新兴的英国国家身份充实概念内涵，而奋斗终生。[ Peter J. Kitson, p.31.]
第二、世界文学
珀西作为“（英语）世界文学的先驱”所基于的中国书籍是哪些呢？主要是他所编译的《好逑传》。更讽刺地是，在半个多世纪后，这部中国传统爱情小说又在很大程度上孵化出“德语世界文学”。西方学者写道：
珀西翻译出版了绅士言情小说《好逑传》，在欧洲各地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在德国，它使歌德发表宣言，称：……思考世界文学的条件已经成熟。[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p.144.]
赫赫有名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开始启程，那是1827年，歌德宣布了“世界文学的时代”。……促使歌德思考中文译本的意义是有来历的……。珀西的作品不仅构成了基本的世界文学档案，而且还推动了后来被称为欧洲浪漫主义的运动……。《好逑传》并不属于中国古代的规范文学，而是一部17世纪的才子佳人小说。它在欧洲广受欢迎和尊敬，但最初很可能是作为语言学习而被翻译成英文的。[ Simon During: An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 of world literature (2016)]
比吉特·陶茨考证：“歌德改编的来自英语翻译和评论的中国诗文，都已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建立了互文融合的链条（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被卷入其中）；由此，汉语文献所表示的，不仅是特定的文化身份，而且是普遍的知识模式——后来被称之为‘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p.133.]

图 歌德的“世界文学”。
关于珀西的“世界文学”对美国的意义，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 1834—1926年）说：
……麦克弗森出版的古诗（莪相）与珀西的《英语古诗遗产》形成强烈对比，珀西作品中的古诗做得低调和适度。我已经提到过，德国人从珀西的作品中获益匪浅；对我国（美国）来说，我们完全可以说它已振新了我国诗歌。我认为现代任何一位有实力的诗人,都一定会骄傲地承认，他受过《英语古诗遗产》的恩泽。我知道我的朋友们正是如此；而且,就我自己来说,我很愿意借此公开宣布我也是如此。[ 查尔斯·威廉·艾略特：《名著之前言与序言》，译言协力，2014。]
（乙）明清话本衍变成英国传统与身份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在莱布尼茨那里，汉语是哲学写作的“完美模型”；因此，“中文写作概念起着一种‘欧洲幻觉’的作用”。[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JHU Press, 2016, p.86.]
格拉斯哥大学的丹妮·林恩·格洛弗的专著《托马斯·珀西选集与英国民族身份的发明》[ Thomas Percy: Literary Anthology and National Invention by Danni Lynn Glover, Glasgow University October 2017 ]，它详实道明：基于中国文学和史料，托马斯·珀西虚构出一个史诗般的“英伦遗产”，竟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促成了现代英国（大不列颠、大英帝国）的国家身份与民族认同。摘录如下：
珀西以编辑“古诗”换发其个人野心，他的“编辑哲学”是，从比实际存在更早的“古诗”中来合成英国国家身份。……“托马斯·珀西选集”（简称《选集》，它包括《好逑传》、《中国札记》和《英语古诗遗产》等）是作为英国身份的思想方式。……在1707年联盟之后的该世纪里，富有想象力的建设“文化英国”的，实质上就是《选集》；因此，《选集》是其民族国家文化的适合工具……。为了充分了解它们的作用、影响和意义，应该把珀西的书籍放在当时的语境——启蒙运动和印刷文化——中进行研究……。珀西的不列颠概念是一个哥特式民族国家，他在审美品味上和政治理念上为这项工作提供的基础。……珀西的诗歌暗示了英国本土天才的别样起源。……珀西的中国文学所起的作用，是把“哥特”变成现代英国文化〔引者按：十年前出版的《约翰逊博士英语词典》（1755年）把“哥特”定性为原始、野蛮和迷信。[ David Punter, the Gothic, p.3-4.]〕。珀西的译著（《好逑传》和《中国札记》等）作为一个根基，立于其上的结构（“英国遗产”）彰显了建立民族国家的奋斗精神；亦即，它为新兴的不列颠民族找到了一个作为历史开端的“固有遗产”。……珀西的译著在理论上将英伦三岛组合成唯一的民族身份……。作为在文化上建立民族国家的努力的结果，……被刊印的《好逑传》和《中国札记》以及其他的中国文学，显示英国在思想认知上的进步已达到东方的水准……。在《英语古诗遗产》里，珀西立足于哥特主义，这是他早年通过研究中国和北欧材料而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珀西早年的中国译著是作为《英语古诗遗产》的蓝本，前者预示他的将来努力的方向，那就是：以建构历史作为他的更大的文学与学术之使命。亦即，伟大的《英语古诗遗产》是从他早年的努力（指中国译著）分离出来的。由此，这部伪书就为英国发明了一个“荷马史诗传统”。在18世纪，《好逑传》译本是中国文学为英国提供的一个时尚和创新的标杆，……它所衍生的《英语古诗遗产》是把如此潮流模式整然地转到了英国本土。这意味着这样一个谨慎配置：在文化上就能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等区块，纳入一个整齐划一的“政治主导身份”之中。“现在我们都是英国人（British）”，其根源是由《英语古诗遗产》的新英语的编码（表意与写意），所产生的“英国性”（Britishness），这就是“英国化”（Anglicization）的过程……。珀西的诗集超越其（中国）起源，制造英语文学身份。……《英语古诗遗产》的彰明昭著的“真谛”，就是为建立盎格鲁观念奉献精神与内容；然而讽刺的是，它却源于《好逑传》……。珀西的有关中国文学的著作，表面上是致力于一种尊重传统的叙述；但其深层意义则是，由基于前者的《英语古诗遗产》来宣示“哥特式构想的盎格鲁—英吉利民族主义”……。检查《好逑传》作为定义“英国性”的文本框架，便发现，通过引进一种看似天悬地隔的文化，却正是从这个古老文化中嬗变出“英国性”的！《选集》的功能是贡献和支持构建英国的经典文学，也暴露其参与构建英国霸权主义。
以上苏格兰学者的汉学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是否定“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合法性，从而就为苏格兰独立提供了历史依据。

图 托马斯·珀西的三部曲：《中国札记》（左）、《好逑传译本》（中）和《英语古诗遗产》。
（丙）采撷华夏的现代话语和现代认同第一、西方话语
之所以西方字母文字能够成为其民族性与国际性“通用文字”，其主要原因是寄生于“汉字表意”和摄取了“中国话语”。波特教授说：“这是很清楚的，即随着（耶稣会士）讲述中国，许多新颖的思想也引进到欧洲；尤其是关于……书面文字的特性，被注入现代欧洲的文字话语。[ David Porter, p.34.]
尤金妮娅教授也说：“‘中国风’作为审美价值从广泛的英文话语的内部透露出来”；“中国物质文化被置于规范英文风格的核心话语之中”；“约翰·韦布所论中国文化及文字的理性与理想“已经深深地凝结在英文的政治话语之中”。[Eugenia Jenkins, 2014, p.141.]
此须解释，现代西方话语体现着这样一种“价值观”，即它否定其余世界的权利和传统的；这就是“盗憎主人、盗亦有道”——西方的话语和价值以及知识、哲学、民主和人权等，差不多都是在现代早期取自中国，却蜕变为文化霸权主义的工具！
第二、现代认同
《现代早期英格兰的东方共鸣》一书称：“在17—18世纪，闻名于世的中国智慧是西方的共同主题（common topos）”；“中国因素乃与英国构建其民族认同，发生共鸣”。[ Ladan Niayesh: Eastern Resonanc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
大卫·波特认为：“中国风代表着‘英国社会文化身份’。”[ STACEY SLOBODA Review ]“大卫·波特对‘中国风’在英国的美誉的详细描述，证实了在18世纪，由中国古典主义盛景所透露出的‘奇异之美’（monstrous beauty），是如何在这个西方国家产生了替代性的现代主义和主体身份的……。”[ Qing Encounters, Getty Publications, 2015, p.234.]
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安妮·威查德写道：
从1750年代开始，英国人对其所接纳的优越的中国政治、艺术、经典和儒家美德，开始反过来嘲弄；对其所憧憬的中国的敬佩，被膨胀起来的帝国主义的鄙视东方所取代；最终是……鸦片战争。（然而毕竟）一个柔性化的中国……现在已经起到了产生一个强势的英国民族身份的作用。[ Anne Veronica Witchard: Thomas Burke’s Dark Chinoiserie, p.116.]
西方依靠中国文化塑造其国家与文化的身份认同之时，也是西方反华、反东方文明之始。大卫·波特评论[ 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 The Imperatives of 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
幸亏耶稣会传教士编译中国资料，而嵌入欧洲部落，这才让他们有了比其余人类更多的有关语言、文学、历史和政治等的知识……。珀西被中国数千年历史的连续性及其文献记载所震撼。……像其他许多欧洲人一样，珀西偷偷地挪用中国元素，之后又极力否认之。作为英国文学传统的标志和浪漫主义的基础作品，《英语古诗遗产》援引了古文献，按照传统中国士大夫的形象描写“古代英国吟游诗人”，呼唤出一个骄傲可敬的文化世系……。18世纪的英国民族主义借鉴中国模式创造了“英国文学遗产”，却又掩盖了这一事实。……就在英国人第一次树立其民族身份的时候，就把（他们的施主）中央王国置于敌对和危险之中，并且破坏国际贸易和东方文化……。（黑格尔）把中国作为征服对象、而拒之于“世界历史”之门外，也是一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企图抹掉人们对于现代早期的国际化真相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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