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道格拉斯•穆雷（Douglas Murray）
近年来，关于自由主义已死已经成为了流行话语。当自以为是、身上充满火药味的人群冲入城市时，这方面的证据就越来越多了。对自由思想不再包容，跨越分歧对话能力的丧失，包括警察在内的大多数英国机构都觉得有必要对事业做出承诺，仿佛一切都终结于错误的一面，一切都指向不仅仅只是信任危机。这些都是社会出现病症的表现。
随着那些攻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反传统者不断在寻找新的目标，发泄他们的愤怒，文化革命的步伐每日都在加快。利物浦大学已经宣布格莱斯顿学生公寓（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是著名政治人物，在19世纪下半叶，四次出任首相）将会改名，因为反对者指出这位前首相的父亲曾经蓄养奴隶。一场“父之罪恶”的伦理运动正在发生。紧张的电台开始撤回一些在风口浪尖上的节目。BBC下架了《小不列颠》，HBO从节目单中移出了《飘》，以防被恶魔之眼盯上。
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理想中的自由主义之死。当然，“自由主义”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概念非常模糊，美国人将其等同于“左翼”的观点。但是，作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意识，自由主义浓缩了我们政治秩序建立的绝大多数基础理念，包括但不限于平等、法治、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允许人们自由争论，真理自然显现。在过去这几年，左翼批判家热衷于指出，政治右翼的民选领导正在使自由主义走向消亡。但是，在我们国家，对自由主义最严重的威胁并非来自保守的右翼，而是来自极端的左翼。
在过去的数周内，善良的人们给英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Black Lives Matter）捐助了数百万英镑，本意是为了帮助黑人。实际上，他们却资助了一场极端激进的运动。在他们的募捐网页中，英国“黑人的命也是命”组织描述他们的宗旨是“摧毁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白人优越论、父权制和国家结构。”因此，除了打倒一个不存在的威胁（帝国主义），它还打算摧毁经济，并完全改变两性之间的关系（他们将当前两性关系负面地描述为“父权制”）。这并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最近广为人知的极左激进主义。
关注最近几天重大事件的人们都会惊讶于这种情绪发酵的如此之快。布里斯托的暴徒将一座雕像拖倒在地，并跳上它。一位工党议员说：“我为这些抗议运动感到振奋，我们需要一场运动摧毁系统性的歧视。”英国的警察队伍面对这些行为，并没有更好的回应方式，只有采取“单膝着地”（在抗议活动中，表达对种族歧视不满的一种具有仪式感的动作）的方式。当然，还有媒体，为暴力行为提供掩护，而且还把那些反对它的人和帮助发表反对意见的人，从他们的队伍中清除。这也正是前几天纽约时报所作的事情。
作为传媒业最后的自由主义左派之一，巴里·韦斯(Bari Weiss)上周解释到，作为四十多岁的新闻从业者（其他相似经历的人也是一样）他曾幻想着，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和他们一同共享自由主义世界观。然而，他们发现，在年轻人心中，“安全主义”比“自由主义”更为重要。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言论自由”相比，他们更看重“人民所拥有的情感和心理上安全的权利。”事实上，分歧甚至比这更大，现在几乎囊括了方方面面。自由的头脑抱有“质疑”的精神，“觉醒者”（在反种族歧视运动中诞生的新词，意指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觉醒”的人）则遵循教条。自由的头脑能够谦卑，“觉醒者”则不懂谦逊。当自由的头脑强调宽恕时，“觉醒者”则认为，仅仅犯了错误一次就足以被“清除”。当自由的头脑继承了与邻居友爱的观点，“觉醒者”则希望能够率先发难。
《旁观者周刊》的读者已经了解到即将会发生什么。当杂志率先报道“机器人学生”（Stepford Students，指看起来像学生，但是丧失了批判性能力，像机器人一样只会顺应潮流的人，引申自电影《复制娇妻》）时，总会被问为什么这么较真？这些学生不会长大嘛？他们确实会长大，但不会改变。越来越多元化的管理人员和隐性区别培训这一优势本是大企业的象征，却被贬低为合作世界的愚蠢行为。同样的，当我们向公司提出政府强制要求在行政任命时要遵循“多元化承诺”的要求时，我们也就被公司解雇了。正如美国记者安德鲁·苏利文（Andrew Sullivan）两年前所言：“我们都生活在校园中。”一步步地，英国的公私部门开始执行这样的观点，在过去的一两周内，无法区分哪些抗议者走向街头。这是一种伦理，要求我们社会玩一套毫无胜算可言的身份和“特权”游戏，这样会颠覆和结束任何有关宽容的想法。
以上种种表现，都源自于大学教育对社会的憎恶，使我们相信社会实质是一个阶层压迫另一个阶层，这不仅是历史的耻辱，现在也丝毫未得到改变。当受到这样教育，言词激进的人步入社会，他们通常会恐吓长者，迫使每个人同意他们的观点，让自己变得不可或缺。
在这些运动中，他们毫无头绪。不平等和不公正确实存在，所有社会都是如此。理性的人不同意彻底改变这一现状。但是，激进主义者并不认同。对他们而言，所有存在的不平等（经济、家庭、社会和精神等方面）都是由歧视造成的。我们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存在的歧视彻底清除。这恐怕要有大量的工作也做。
这些不停在这片土地上寻找雕像进行攻击的“觉醒者”对历史的分析，与自由主义者不同。自由主义者理解历史上的人物，他们所采取的行为受到他们当时知识的限制，在回溯历史过程中，要对历史人物抱有一份理解，至少也是希望获得相互理解。“觉醒者”憎恶这一观点。所有人知道这是对的，每个人在新世纪前都是偏执狂。在周末对伦敦纪念碑的破坏后，首都市长萨迪克·汗（Sadiq Khan）宣布他的“公共领域多元化委员会”将会对首都所有涉嫌种族歧视的雕像进行审查。数小时后，伦敦博物馆已经开始用起重机拆除位于西印度码头“有嫌疑”的雕像。
我们以自由交换思想的方式探讨对过去与现在认识的方式，正在被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一系列的标准答案所取代。“沉默即是暴力”正成为一个备受青睐的标准，其含义是如果你不同意激进主义的观点，便是在实施暴力。自然，这种说法来自于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定义哪些词语（如“性别错误”的人）是暴力的人。然而，前些天发生的暴力反倒不再是暴力了。
我们的代表和公众人物在危险的边缘摇摇欲坠，且无法找出避免进一步下坠的办法。他们唯一能做的先暂停，并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魅力不仅在于理性，还在于真正的自由主义精神。它应当强调正在提出诉求是不公正的。因一个触犯谋杀罪而待审判的警察，描述美国社会的全貌也是不公正的。更不合理的是认为他的行为揭示了英国警察、英国社会的深层次真相，更不用说那些白人。同样，将世界上所有的矛盾等同于“白人特权”、“脆弱的白人”和“白色眼泪”是不公正，且具有报复性的（“脆弱的白人”和“白色眼泪”都是关于种族歧视的畅销书）。
在不经意间，那些使用这些颠覆性术语，并成为自由思想的重要补充之一的便是半个世纪前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表达的观点。金博士认为我们评价一个人好坏，只能依据他的品行，而非肤色。他的观点不仅具有道德判断上的洞察力，而且还是我们这个日益多元社会的唯一解决方案。在他离世的前几年，他做了一次名为“我们往何处去”的演讲。他说到：“我们永不满足，直到有一天，无人再高喊‘白人权力’，无人再高喊‘黑人权力’，大家只讨论上帝的力量和人权。”
接任金博士事业的人们继续致力于实现他的梦想。他们以黑人机构之名，否认白人机构。他们反对白人至上，却要求黑人至上。为了弥补那些已经不在世的人，他们要求基于种族群体转移巨大财产。难以想象，一个更加激进的分裂方案，却假借反种族歧视之名。他们所作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重新建立种族主义。内阁大臣在天空新闻（Sky News）上被问及英国内阁的确切种族构成，以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反种族主义者”却不赞成内阁中亚裔人数。
对于任何声称“情况已经如此糟糕，整个社会都需要推倒从来”的运动，都应当意识到在他们实践时，往往不计成本。需要记住的一个真理是：打破一切永远比建设容易的多。不同肤色、背景的人应当礼貌且坚定的回复他们“不”。不仅因为他们设法推倒的一切包括了唯一能支撑我们全体的事物，而是因为如果我们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如此的糟，我们也不会生活的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