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侵占河道,抢住江景房?1998后,我们该如何正确的“洪水管理”
一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在桐城老家的父亲,刚刚学会发语音,便天天给我通报水情。不是去往双港姑妈家的那段路遭淹了,就是万亩大圩包兴联圩/练潭圩倒了。常用的说法叫破圩,在我老家还叫倒埂。
破圩如山倒,如果没及时堵住,周边就是一片泽国。
看着视频里的暴雨如注,家门口的池塘盆满钵满,像是从来没喝得过这么痛快。父亲有点头晕的毛病,我便再三要求他别去池塘打水或者洗些衣物,万一失神钻进水里,就麻烦了。
农村如今凋敝得很厉害,走的走,老的老,没人可以在你遇险时能搭把手。所以面对破圩这样的难题,大多时也只能听天由命。
当我写下这段文字,再抬头看看窗外那成都的天,那些遥远的景象常常让我恍惚。因为这里风和日晒得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这也证明,就是修建了三峡大坝,也改变不了长江发洪涝的历史。因为今年的雨,似乎全都下在了中下游。
手机上也在不停地推送着有关抢险的消息:
有109公里长江干堤的嘉鱼在紧急动员;“长江双肾”之一的鄱阳湖也迎来了数千官兵;
众山环绕的恩施,不仅面临大水侵袭,还有山体滑坡、泥石流。它的抢险队伍中不仅有军民,还有一群“雷神山建设者”。
辛苦他们了,这大半年他们就没有怎么休息过,补完东墙补西墙。
写到这里让人又不禁恍惚了,2020年似乎还没从疫情的闹心中走出来,这洪水怎么就小三上位、取而代之?我都记不得这洪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像一觉醒来,便已淹到了胸口。
越来越大的疑惑,也堆积在心中。朋友沈富国曾质疑,如果说1998年的长江洪水,还吃亏在我们的科技和国力还不够先进,但今年的大洪水,为什么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不该出现的情形和状况:
要说水文,这一点家底几千年来早就应该摸清楚了;要说气象,都不知道有多少颗气象卫星在天上整天飞,早就应该能够知道和预判今年这场大洪水,早就应该未雨绸缪……
但偏偏是事到临头,我们再一起抓瞎,到底是在车里,还是应该在车底。
专家们,赶紧出来走两步!
二
不是所有人都把大江大河的泛滥,视作无情的灾难。
最起码古埃及时,当地人面对尼罗河发脾气,不是畏惧,而是载歌载舞地庆祝。可见,水深未必意味着火热。甚至大哲希罗多德把它当成了上天的一种“恩赐”。
数千年来,在非洲东部由南向北汇入地中海的尼罗河都会在每年6-10月定期泛滥,尤其是8月份,河水上涨最高,到处狼奔豕突,逼得逐水而居的人们纷纷迁往高处,但只要熬过两个月,洪水一退,成片松软且富含营养的土壤就呈现在眼前。
这种恩赐让古埃及人生活得尤其惬意,甚至连播种都不用亲自动手,只要将猪赶下田地——这些天蓬元帅的子孙,就能替人拱出一片天地,顺便将种子踩在泥土里。埃及人只需要等着收获就好。
怪不得埃及文明会成为人类最早出现的文明之一,毕竟衣食足才知荣辱,有闲情才会聊理想谈人生。
但是,老天能给你,也能给你收回去。
今天的尼罗河沿岸,挤进了一堆人口,像其下游谷地和三角洲,集中了埃及90%以上的人口,以及绝大部分工农业生产。这不仅让用水量激增,而长期的耕作,更让尼罗河周边土壤结构,已远非当年的盛景,再加上水土流失严重,导致尼罗河泥沙淤积越发严重,让它正逐渐变成了一位失去乳汁的干瘪母亲。
早在2010年就有这样的报道,由于两岸工厂的工业废物、农田使用的杀虫剂以及旅游景区和船只排放的污物,导致百分之三十八的埃及人饮用水不洁,每年给埃及医疗、农业和渔业造成的损失合计高达16亿美元。
可是埃及人又没办法搬走。因为整个埃及,除了尼罗河,就是满眼沙石。都挤在尼罗河边上,无疑是人生不得已。
也就在我们全国山河一片水汽腾腾的当下,东非的上空正弥漫着硝烟。备受水荒困扰的埃及,都快有和尼罗河上游的苏丹、埃塞俄比亚掐架的打算了。目的只有一个,争取多分配一点水资源。
正是你的毒药,它的蜜糖。有时想,搞了南水北调这样工程的基建狂魔,如果也搞一次东水西输,将这些大洪水送到那些喊渴的地方,简直和给长城贴瓷砖给登月按电梯有得一拼了。
不得不说,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有各自的不幸,但造成这些不幸的根源,也许有些时候却是异曲同工。
三
我们也曾拼命地向大江大河要发展。
历史书上常夸自己“地大物博”,但过去生产力低下,只有靠规模才能生存,所以地还是显得不够用,再加上它还动不动就被集中到大户手中,所以,只能打点其它歪主意。
明清时江淮地区就“涸湖废塘为田,与水争地”,但是它带来的不仅是污染,同样还有频发的水旱灾难。
和州的麻湖、沣湖在永乐、景泰年间被围垦,“然地势平衍,水难骤泄,每逢雨潦,往往多淹没之患。”
在我老家附近的庐江,明嘉靖三十一年(1532年)大旱,居民钱龙等见巢湖水滩涸出,报县开垦新丰、新兴二圩,因其属于蓄水区,“嗣后湖水仍旧,滩圩淹没,赔纳粮草,民甚病焉。”
我不知道今天的江淮,是不是还像这般的景象。因为我没怎么走过长江,不敢肆意乱说,但我的朋友——安徽电视台纪录片金牌导演于继勇走过淮河,从洪泽湖、盐场、砀山黄河故道,再到上游源头……前前后后走了一年多,也用镜头记录了一年多,最终拍成了获得金熊猫大奖的《淮河六章》。
尽管黄河曾经夺淮(也就是侵占淮河故道),是造成淮河成为水灾大户的重要原因,但在老于看来,这也和淮河领域作为农业文明的先进区域,一直被过度利用有关。
过去大禹治水,是疏不是堵。但今天为了土地,两边建堤,将本是很宽的河道,约束到很细。像淮河边的很多大型农场,就是开发河道而成。他知道寿县似乎就有这么一个大农场,至于阜南那一块,占河也比较多,但是那里人多地少,人家就是不承认。
从2018年发布的安徽省淮河行蓄洪区相关规划和建设总体方案就可以看出,淮河流域现有16处行蓄洪区,涉及安徽阜阳、六安、淮南、蚌埠、合肥、滁州、宿州7个市19个县(区),以及省农垦集团、淮南矿业集团,区内人口99.07万。到2020年,行蓄洪区内人口101.27万人,需要安置人口64.46万人。其中居住在低洼地人口50.96万人、庄台超安置容量人口13.50万人。
还有就是采沙石,2007年就有报道,阜阳颍上县南照淮河大桥附近采沙严重,“采沙船在河中央吸沙,通过一只只管道把河水和沙子传到岸上,在岸上堆出近千个沙堆,河水再排回河时把大量细砂瘀积在岸边,致使河岸向河中央延伸了一百多米,河道变得越来越窄,”(中广网,《疯狂采沙严重威胁南照淮河大桥和淮河行洪安全》)这样的江河,不出问题才怪,水稍微大一点,就有可能撑不住。
尽管在1953年,淮河上便建起了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千里淮河第一闸的王家坝闸,拦住了坡陡水急的上游来水,但依旧出现了1975年以及1991年两次大水灾。
2019年,安徽公布淮河流域重要行蓄洪区建设与管理控制区。自通告发布之日起,到2022年12月31日,该控制区停止基本建设和控制人口迁入。
这倒有点未雨绸缪的意思,因为在今年的长江流域大暴雨中,淮河也难逃一劫。7月17日22时48分,王家坝水文站水位达到警戒水位27.5米,为2020年首次达到警戒水位,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淮河2020年第1号洪水”。为了保证中下游安全,蒙洼蓄洪区将再次启用蓄洪。
把属于大水的地方,还给大水。也许过段时间人们还要回来,但总之还是要感谢他们暂时的抛弃家园。
我们常常以为能人定胜天,但最终还是要直面牺牲。
四
如果说退耕还河还算可行,今天的很多地方,却再也回不去了。
就像杭州的萧山,脚下的很多土地都非原生,是钱塘江泥沙在出海口淤积而成。后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几代人肩挑手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最终围垦而来。到1995年,萧山围垦土地50多万亩。
这被视为了中国造地史上的奇迹。也正是在这些土地上,生长出了一座新城。这让杭州的东扩战略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得以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时代”。
今天的钱塘江两岸,高楼林立,各大金融、电信机构扎堆岸边,连国际博览中心、日后亚运会的主会场都落脚于此。与此同时,靠近钱塘江的房子,大多卖出了天价。
大家充分享受着这些土地带来的溢价,为它鼓与呼,但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其实早已在暗中为你标好了价格。
在知乎上,就有这样的提问:钱塘江江道缩窄如何稳定入海江道?有人给出这样的回应:他爷爷曾告诉他,以前在钱塘江东岸是望不见西岸的,现在呐,对面有几幢楼亮着都看得清。
随着钱塘江两岸不停地蚕食江面,近年的杭州,越发地变得燥热无比。中国最早的火炉是武汉、南昌、南京和重庆。但是随着钱塘江两岸湿地越来越少,甚至被干硬化,没有宽敞的生态空间,再加上无数的大楼,挡住了夏天东南季风的北上——本来是杭州最重要的天然风道,钱塘江却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这让杭州主城区的热岛效应变得更加的明显。你很难想象,杭州居然能取代武汉,在这几年坐稳了新四大火炉的地位。
更让杭州人吓了一吓的是,新安江水库的9孔近日全开泄洪。除了每天从四桥通勤的市民,要感受着江水快速上涨带来的心理压力,杭州的九溪社区更是出现了江水倒灌的现象。
常在河边走焉能不湿鞋。所以,我还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家的生活圈离江河越来越近,为什么大家越来越追捧“江景房”?我觉得这一切都像是阴谋诡计。越靠近江,湿气重不说,还有跟水鸟,以及各种湿地生物抢地盘的意味。
你天天幻想着江阔凭鱼跃,可真正的鱼又被你挤到哪里去了。
在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的索取中,以及城市化发展的浪潮中,我们很多的大江大河,变得面目全非,而城市中的流水,也被去头掐腰,甚至全部埋没。
就像杭州的打索桥、密渡桥有桥名,但我早已找不到桥的存在。
老于也在合肥做了这样一件事情,那就是寻找二里河。他是从一位老同事那里听说,在桐城路菜市场,一条叫香港街的地方,下面有条河,就叫二里河。因为城市发展,人为的给这条河加了盖子,做成地下排水系统。他不止一次的寻找这条河的痕迹,无果。只听说省体育馆那边还能看到一段。
这不免有些悖论,我们身边的流水,被急速消灭,然后我们又去攻占大江大河。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面对洪水,只能感叹是自找。
五
灾难是灾难的制造者,也是暴露者。一个灾难的背后,埋藏着无数的伏笔。
回到朋友沈富国的质疑,那么,又有哪个专家能站出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为什么我们年年讲,月月谈,洪灾从千年一遇,到百年一遇,再到十年一遇?我们的洪水到底是怎么治理的?
我知道,自1998年之后,我们斥巨资集中建设水利基础设施,在“十二五”期间,全国水利建设总投资更是达到2万多亿元(《【2016洪水观察系列之一】治水:从严防死守到综合管理》,《第一财经》),但这些钱都是怎么花的?
相比而言,近些年的高铁投资虽然远超此数,截至到2014年底,铁道总公司负债总额就高达3.675万亿,但是它给人的生活带来的便利却是实实在在的,为什么砸在水利上的钱,却没有看出几个水花,看到的却是今天滚滚的浪头?
报道中说,1998年是中国防洪思想变革的分际线。以前限于条件,防洪基本围绕“严防死守”四个字开展,但是之后的治水思路逐渐由“控制洪水”变为“洪水管理”,还具体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的32字政策措施。这是可喜的变化。
对此,我们基层真的做到了吗?不要说无数的“海景房”、“江景房”、“水景房”,就连淮河的源头——秦岭,也出现过无数违建。英明的是,中央对此大力整治,还秦岭以“青白”。
还有其它地方呢?我的朋友也是福州严复博物馆馆长郑志宇兄,这几天就去周边县城度假,发现山里开发了无数的民宿、别墅,山体破坏严重。和杭州一样,福州也是新晋四大火炉之一。而他在日本便发现,它们就不会在山里大建房屋。我们不能为了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那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
但上游做好了,还有下游呢?很多大江大河都是跨省域、跨地方,如果我们以邻为壑,所有的努力都是前功尽弃。像埃及、苏丹和埃塞俄比亚便为各自的需求而干仗,相反,流经18国的多瑙河,却早早地建立了以水环境保护为主的跨国流域管理以及水污染治理与防洪管理的可持续流域管理,毕竟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们不仅要协同各个省市,做好平日里的常规管理,更要做好这种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此前爆发的疫情,凸显了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性,也提示了我们,在这种横扫一切的灾难面前,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不过,管理不仅是面向那些大江大河,而且还有更多的溪流、池塘,以及干渠。这些看上去是细枝末节,但像人体里的毛细血管,同样重要。我们又重视了吗?
为什么我们的乡村,池塘荒芜,臭水却遍地流?而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又不提“海绵城市”这个说法了,即使提起,也被人当成笑话。
看中安在线在2017年报道,《合肥将投84.6亿治内涝,2019年基本消除城市隐患》,副标题则是“哪怕雨一直下,今后也不怕”,结果呢?今天被淹得楼梯都下不去的合肥人民,肯定觉得被打脸。
还有就是,我们对民众又做好了灾难宣传了吗?生活在灾难之中的日本人,对灾难有着一种天然的承受能力,和解决能力,承平日久的我们,会不会面对灾难,便惊慌失措?
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流量时代,让数据定制成为了主流,你爱什么看到的就是什么,那些不在你平日视野之内的东西常常被屏蔽,被筛选,往往会导致现实世界早已天翻地覆,而你却在自己的世界里风和日丽。
不管怎么样,灾难既是灾难,也是教训。我们需要在教训中警醒,并提高。
写到这里,看到朋友圈中有人发的两张照片,一个是1998年所拍,一个则是2020年所拍,但拍的是同一个地方。从武汉的朋友求证得知,是汉江与长江交汇的南岸嘴。98年的南岸嘴,上面一溜白墙红瓦的洋房(?),但被水淹得像是生长在水里的浮萍,而到了2020年,则是一片郁郁葱葱,即使大水围困,也不再有人心慌。
这便是我们对大自然力量的尊重,也是不得不做的选择。
最后,再次向冲在抗险救灾一线的干群以及人民子弟兵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