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对全世界的每个人都是一个考验。
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经超过15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3万，这是截止7月24日6时30分的全球数据。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在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同时，也猛烈冲击着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
每个鲜活的个体在面对未知的病毒以及难以预估的社会影响面前，都显得无力和彷徨，只能仰仗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网络去思考与应对。而关于这场灾难的反思，已经从医疗、公共卫生、经济学等领域延伸到了伦理与精神层面。
如何看待东西方在疫情中关于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时势的不确定性与个体焦虑的交织下，怎样可以走出精神困境？7月18日，时代财经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中大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冯达文教授。
冯达文年近八旬，治学六十余年，长期致力于思考思想史的变迁、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带来的困境，包括反思现代化的价值指引，由各种力量驱动而毫无禁忌地向自然索取的观念，以及被过分张扬的个人的欲望与意志等问题。
冯达文向时代财经指出，疫情中涌现出的“逆行者”背后有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心理机制，一是中国的体制自带的力量，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表现出强大动员力量；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传承的责任意识。
冯达文把这一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心理机制归结为社群主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西方社会倡导的自由主义。他旁征博引、深入分析自由主义的社会历史起源，剖析当下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信仰空间和人文空间缺失，利益争夺激烈背景下折射出的危机。
他指出，面对现代化的脚步越往前走，个人被欲望驱使，不得不越来越被工具化与功利化，呼唤“亲亲之情”、人与人之间的同理心、恻隐心而回归社群，重构敬感心而回归自然，才是人类未来得以救赎的良方。

过分强调个体的破坏力

时代财经：疫情下，足不出户的日子，你是怎么度过的？从疫情暴发到在世界范围内蔓延至今，在各个阶段，你有什么样的观感？
冯达文：疫情足不出户期间，我一班从学君子在给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和梳理一套八卷本的哲学文集。非常感谢出版社副总编王书华的操持。同时我很关心疫情的发展。疫情初期，中山大学派出了很多医生和护士到前线支援，他们的行为令人敬佩。
我们学校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曾跟我们说起中山大学的“逆行者”。大年三十（1月24日）下午四点，学校接到通知，让大家报名支援，晚上八点就得坐车出发去武汉，连在家里吃一顿年夜饭的时间都已经没有，没想到有400多名医护人员报名驰援。
当时设备也不齐全，但各个医院毫不拖延搜集所需设备，包括服装、仪器、口罩全部集中给“逆行者”带去武汉。
时代财经：“逆行者”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在推动？
冯达文：促成他们“逆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体制自带的力量，特别是在危难的时候，表现出强大的动员力量。第二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承传的责任意识。
不仅是中国，在疫情期间，东方国家像韩国、日本很少出现因为个人自由而不戴口罩、到处乱走的状况，这跟儒家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圈有密切关系。正是强烈的责任感让医务工作者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
时代财经：东西方国家的抗疫成效之差别，引发人们重新思考西方近代主导的自由主义，和东方以大局为重具有社群主义色彩的价值观，你怎么看？
冯达文：谈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分歧，以及我对自由主义持有较多的批评，这与我对先秦时期社会变迁的感受有联系。
先秦的社会历史变迁，是由贵族为主体向平民为主体的一种下落。春秋时期，贵族作为社会的主体，比较讲究精神教养和风度才情。人们之间的交往，常常先背一首《诗经》中的诗以表达自己的情志，如表达得恰如其分，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国与国之间的危机也可以化解。人们把道义和名分，看得比权力、财富乃至生命更加重要。孔子所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朝闻道，夕死可也”，都表达了这种精神。
到了战国，社会走向平民化。各国为富国强兵而实施的耕战政策更鼓励在耕作或战争中取得成绩的人，他们可以获得爵位和官职。这导致战国时，人心人性的个体化和功利化取向。人与人的关系，如韩非所论，已脱变为“互市”关系。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区别。孟子的性善论是贵族社会的遗传，而荀子的性恶论则是平民化、个体化、功利化的产物。功利化的狂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乃至掠杀残酷。
在一国之内，为处理赤裸裸的利益纷争，只得求助于法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除外）固然使每个个人平均地获得同样的权利，但同时也消解了一些高贵的追求。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或“连横”，或“合纵”，一切以攻掠和战胜为目的，以至于早晚变脸、朝夕毁约，翻云覆雨，成为时髦。
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阴谋计策，秦王朝最后击败六国，取得了胜利。秦皇到处刻石，宣称自己是“端平法治”的胜利。但他生前绝没有想到，一个强大的政权，立国仅十四年，就像一座看似辉煌的大厦，很快倒塌了。
取代秦皇朝建立起来的汉朝，最初的几十年实行无为而治，使社会去掉了戾气，恢复了平和，随后是儒家引入，倡导“以德治国”。其间，暴疟、诈伪时有发生，但还是维系了四百多年的长久统治。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的社会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感受到，消解一些高贵的东西，过分强调人的个体性，对功利的追求，国家会陷入无休止地争夺，也就不可能有平和地发展。
这和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许多的相似性。近现代社会历史的变迁，被认为是从神圣化向俗世化的变迁。推动这种变化的，正是西方崇尚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

“程序”都不要了，还讲“正义”？

时代财经：为反对中世纪各种束缚而生的自由主义，如何衍生了当下的困境？
冯达文：自由主义在近代，是由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建构的。如果从精神追求的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可以归结为三个观念：一是自然状态，我们不是神，不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我们是自然人，这是要把人跟神的关系摆脱、切割开来；
第二个观点是每个个体都是自主的，这把人跟社群区分开来；
第三个观点是每个人都是功利个体，在利益追求上是同一的。
这三个观念最初在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专制统治时有其特定意义，但是不能绝对化。因为如果人有信仰的空间，我们精神是可以往上提的，而有社群生活营造的人文空间，我们是可以感受倡导“亲亲之情”关爱之心的。但现在，信仰空间、人文空间已经逐渐消失，只剩下利益争夺的空间。
我们看当代世界上一些政客为了一个或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力和财富而信口雌黄、背信弃义，今天结盟、明天毁约的种种丑陋行径，不是也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战国时期的状况吗？
而可笑的是，依“自由”观念，共同目标是不可能确立的，但又不得不共同相处，为此需要通过投票制定一些法则。这些法则本来只作为工具使用，却为了它获得正当性而被赋予了一种“正义”意义，即所谓“程序正义”。
可是我们看到，某些国家当权者认定“程序”给出的决议对己方不利，便动不动宣布“退约”，这是连“程序”都不要了，还讲什么“正义”？至于国外某些城市市长不按“程序”下达指令要“自由人”带口罩、禁外出，又岂能使人遵从呢？
以自由主义支撑的社会在价值观上向下滑落，和出现疫情失控局面，因此也不难理解了。
时代财经：我们如何才能摆脱当今的困境？
冯达文：有相当一批有良知的学者希望救心救世，比如较有影响的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先生，一直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
在他看来，近代以来，洛克、霍布斯等提倡的人文主义其实是世俗人文主义，它把人工具化与功利化了。当今世界还是要呼唤精神，所以他提出“精神人文主义”的理念。
“精神人文主义”的涵盖范围比较广泛，有更大的包容性，包括宗教，也包括儒学。传统宗教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是自私自利的，需要通过上帝，人才能得到救赎。儒学不讲上帝，而是主张回归到人自身，而人是以社群的方式生活的。
时代财经：社群主义是否能够纠正自由主义带来的问题？
冯达文：社群主义作为“主义”不是儒家创设的，但儒家本质上就是主张回归社群，故也不妨称其论旨为“社群主义”。
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麦金太尔在其著作《德性之后》论述了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从儒家的立场看，个人不管处于何种族群，拥有何种信仰，毫无疑问都为父母所生，都离不开父母与亲族的关爱。这是人的最本源性与最日常性的真实生活况状。浸润于这种生活状况中，很自然地会孕育一种“亲亲之情”。
每个人亦离不开社会中的他人：个人吃的用的一切，都关联着他人的付出，渗透着他人的血汗。处于这种生活状况，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中他人对自己的意义，而自然地培植起一种同类同情心与恻隐心。
实际上，我们只有回归到社群里面，才能够去谈我们应有什么样的权利。社群是在历史中变迁的，所以我们也是历史中人：前一辈为我们付出，我们才有今天，我们今天能如此，要对前辈感恩和敬畏，并为后代尽到应有的责任。
无疑，自由主义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在价值观上也是不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强调个人权利，社群主义认为我们应该承担责任。社群主义的理论主张，基本上就是儒家原本所推崇的。

科技突变带来不确定性焦虑

时代财经：儒家自孔孟发端，构成为中国传统国学的主要部分。以现当代学术视野，怎么看儒家的学说？
冯达文：政治自由主义所讲的“天赋人权”、“生而自由”，其实是一种信仰，“天”是什么？“天”如何赋予人以“权利”？人在什么情况、什么年龄段才获得这种“权”，都是讲不清楚的。儒家不然。儒家所讲的社群主义观念，有人类学和心理学的根基。
先谈谈人类学。人类学家探讨过，动物若是没有两性关系，没有个体区别意识，一旦有两性关系以后，才慢慢有了追逐和情感。而人跟动物不一样的是，许多动物出生后，几个小时就可以独立行走，可以自己找吃的，但是人类不行。我曾经跟学生们开玩笑，你们三岁才会自己到处跑，大学读到二十几岁才能独立生活，这一方面是给父母和前辈增加了负担，但另外一方面，也就培养亲亲之情。“爱”是大自然对我们人类的遗赠。
至于心理学。以前有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叫约翰·华生，其思想影响美国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他用自己孩子做实验，从小给他们维持生活基本需求，但没有表达任何关爱，以为唯如此才可以让他们独立生活。后来三个孩子到三十几岁以后，得忧郁症死了。
另一位心理学家，用猴子做实验，进一步印证了关爱的重要性。小猴子出生以后把它关在一个房子里，房间里做了两个像“母亲”的模子，一个是用铁丝做起来的，里面有奶。另外一个用羽绒做起来，但没有奶。
猴子肚子饿时，跑到铁做的“母亲”那边，喝完奶后来马上回到羽绒做的“母亲”身边。当科学家把羽绒做的“母亲”拿走，猴子就不敢去吃奶了，因为没有爱、没有温暖，而且这样成长起来的猴子没办法入群。
心理学大量实验证明，人是社群中的人，只有爱才能够生存。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由我作校对的一本叫《男性心理学》的书，列述了日本学者曾比较了猴跟猿的差别。猴子也是有群体的，强壮的雄性霸占很多雌性猴子，可能是出于自然的物种选择。猴王老了以后，会被其他更年轻、更壮健的猴子取代，然后它自己跑到深山死掉。后来科学家把研究拓展到猩猩，发现雄性猩猩之间已学会互相拥抱与打招呼，以表达亲情、爱意，这实际上表明动物发展等级越高，相互之间亲密的状况会越深。
从心理学、人类学看，社群是人类更恰当的组合方式和价值信仰。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也正因为我们有强大社群传统，疫情发生后，我们可以用集体力量去处理，包括现在的水灾，我们也可以用集体的力量去很好的治理。
儒家文化所营造的人的思想信仰在面对社会、面对现实的考验能有更好的表现，这是儒家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的一个贡献。
时代财经：但是当下年轻人或是现代人经常遭遇孤独感跟无意义感的精神困境，是否跟社会分工，离开父母或成长的社群有关？
冯达文：我前段时间给学生讲了三代人的差异。我现在79岁，我们这代人成长时，国家很穷，我们都有奉献精神，更强调责任。
50年代出生的人或许充满批判精神。他们一方面对文革有更多反省，另一方面读书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西方各种思想涌进来，带来了认知上的新视角。
至于80后、90后一代，我们创造的一切都留给了他们，他们享受了现有的成果，但面对的世界变化太快了，完全没办法把握，可能心态会是浮躁的。
每一代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生活的背景不一样。现在人们普遍感到焦虑，最主要是感觉到工业文明特别是科技突变带来的不确定性太大。
我曾跟学生们开玩笑说，你们觉得农业社会不好，愚昧落后，但农业社会的时间观念相信周而复始，心态平稳；工业文明与信息社会的时间观念是一去不复返，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你们会因为不可预知而充满迷茫困惑。
我倒提倡要有一点荒诞意识，卡夫卡的《城堡》等文学作品揭示了后现代的世界带有荒诞性，现在网络的虚拟世界更放大了这种荒诞。只有回归到社群主义，回归到身边的人，呼唤亲亲之情，我们才会过得更加真实更加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