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先从百年脑震荡中复元

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大师们的思想及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存在一个巨大的思维陷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我把这叫做思想“脑震荡”。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下面从三个概念入手，来揭示这一思维方式的误区和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这些陷阱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相关，是它们在约束着中国现代发展进程。
第一个概念是：“封建主义”
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把两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定位为封建社会。直到前些年，已故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提示出这个错误来。错在哪里呢？“封建”一词在古代汉语里，与相应的英语词汇“Ｆｅｕａｌｉｔｙ”相似，是指“封土地、建诸侯”，大约是夏商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春秋战国之后，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废除了井田制，建立了郡县制，就是今天所说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就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制度，而在此之前中国是所谓的奴隶社会。可事情的真相恰恰是秦始皇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中国的奴隶社会几乎是个子虚乌有的政治陷阱，如同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一样。这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常识，这半个多世纪里，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个关键词，在９９％的情况下是错误的，且并未意识到这个低级错误。
为什么说这是个低级错误呢？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是两个对立的东西，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状况，无论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不是封建主义，倒是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如果把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跟西方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他们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他们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地主可以雇工，农民有钱可以买土地，没有钱可以给人做长工、打短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这哪有西方贵族庄园的影子？哪有封建主与农奴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呢？哪有西方诸侯并起、城堡林立的封建秩序呢？事实上，我们过去说的所谓中国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是明清才有，宋朝有，唐朝有，汉朝就有，甚至更早中国就有了农业资本主义，而且中国的工商业城市也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
如果只是一个孤立的用词错误，那好办，约定俗成，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大家默认就完了。可是，我认为这不止是一个简单的用词错误，这个关键词的背后，包涵着一个基本思维方式的错误，一旦陷入这种错误中，我们的思维就没有办法翻身。
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打败了，被打晕了，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刚开始，我们只是觉得西方的船坚炮利，但这不过都是些外部手段，奇技淫巧而已，并没有什么心灵的震撼，传统中国被蛮族打败的事情多了。到了１９世纪末，泱泱大国却被向西方学习了的小日本打败，接下来在借助义和团的挣扎中更是输光了所有的面子，我们才渐渐发现西方的整个体系都很优越，自己几乎什么都比人家不上。这样，我们急于要找到一种解释自己处境的理由，我们的整个文明坐标却崩溃了，过去的所有理解都不灵了。
从那时起，我们似呼开始相信，人类的文明有着一种进化的方向，一种社会普遍进步的套路。只是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同点上，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我们快，走在前面，而社会比我们更落后的还有非洲、澳洲、东南亚，以及我们境内的许多少数民族在更后面。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不同水平上，在往前发展。
如，我们知道，胡适之本来不叫这个名字，改成这个名字就是要体现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理念。２０世纪初期，这种来自西方的进化论思潮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因为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挨打的原因，才能避免继续挨打。按西方人的解释来说，你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赶快沿着他们走过的那条道路前进，赶上去。这样，中国又似呼相信或认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看到了希望，激起了奋发图强的梦想。这种建立在一元化历史发展逻辑上的定位，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方向进化，这就是社会主义或者说“达尔文”主义。
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思维方式的误区和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这一趋势是唯一的方向，是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观念里，西方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一逻辑，自然就是西方的昨天；西方的昨天是封建社会，所以呢，我们就是封建社会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之所以落后，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里，这个同语反复的结论不是从经验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境况出发，而是以这种逻辑想当然地推导出来的。人在被打晕了的时候，是容易出现“脑震荡”状况的。即，完全丧失记忆，丧失时空观，丧失自我坐标，就这样把“洋为中用”的逻辑毫无道理地强加在中国历史上了。
而且，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的。可是，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误解。达尔文并不认为生命进化的方向是统一的，而是呈一种树状分化的趋势。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猩猩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再往前是爬行动物，还有鱼，小虫子等等。
按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荒唐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前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我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我的尾巴有一天掉了，变成猩猩，再往前进一步也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钻地洞，将来也要做灵长动物，做猴子，变猩猩，最后进化成人；甚至一头猪，一条鱼都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有朝一日，也要变成人。大家都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近代中国的主流思维却告诉我们：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后来，我们又接受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链条，这种支配我们思维的进化逻辑，完全是被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人所杜撰出来的“古为今用”理论，根本不属于马克思的原本思想。
第二个概念是：“启蒙运动”
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点化，大家都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则更为隐晦得多。包括我上面提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前者的错误，但他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公民教育的启蒙。
其实，“启蒙”与“封建”背后的逻辑是相似的。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与汉语中“启蒙”的意思比较接近，都是指人处在黑暗中要获得光明，由蒙昧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好比我们在一座房子里，本来是黑漆漆的，但只要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光线照射进来。聪明、才智、文明、智慧好比这光芒，照亮了我们无知、麻木、愚笨的心灵。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他们心目中的智慧是某个已经存在在他们面前的参照系，他们要以之为标干。古代希腊人、罗马人固然是他们当然的智慧立足点，或许还有一些外部世界的参照系。如，阿拉伯人的文化，还有更远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
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就曾经说过：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所以，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一个重要智慧源头应来是自东方，来自中国，他们要追求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可能就在我们这里。
然而，当年欧洲人向往中国，与我们今天向往西方是根本不同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难以企及的，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大程度上只能依据道听途说，大多靠自己想象，他们关注、向往、讨论着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这就好比你在渴望爱情的时候，眼前一瞬间闪现过的一位美貌姑娘，可能会激起你无限的遐想。你越是没法见到她，越是会想念她，梦中都想和她相会，而且越是有距离，你的想象越自由，你心中的偶像越是完美，但与真实的她相差越大，甚至完全是两回事情。
法国人崇尚东方，他们以为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是用中国文明开启西方智慧，其实他们自己误解了自己，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也就是说，他们那里真实的启蒙并不是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是智慧的自我觉醒，自我启迪。记得在一次讲座上，我重点讲到，西方文化的源头主要是古代希腊哲学、犹太信仰以及通过中世纪一千年的融合所形成的基督教文化。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基督教文化中固有理性因素的自然萌发。所谓启蒙，只不过是理性主义的思维内核，打破信仰主义外壳的束缚，一步步萌发、生长的过程。
关于这一点，德语中与“启蒙”对应的“Ａｕｆｋｌａｅｒｕｎｇ”一词比较清晰的揭示了它的本意，与英语、法语中“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的意思不一样，它是指一个自我成长、自我发育、自我进步的过程，这与德国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意识与辩证法思维的深刻悟性有关。
可是，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主流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基于认定中国人的历史状态是蒙昧、黑暗、落后、被动的，需要接受外来光芒的照耀。说穿了，就是以西方的教科书，西方的优势话语，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这种启蒙，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将所谓先进思想灌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光明起来，这与西方本来意义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受动的，只不过是一个被改造的对象。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丧失个性与主动能力，越来越平庸、自卑、被动、敏感，“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也是我们在被打晕了，出现“脑震荡”状况的根源之一。
第三个概念是：“现代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恐怕从未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它同样基于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单一进化逻辑，基于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误解。只要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化”呢？你不是某个东西、某种状态，却要变成那个东西、那种状态，这就是“化”。
那么，中国要“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是在现代。各位请记住了，生活在２００8年的我们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古代人，或者中世纪人哦。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所以才要现代化。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乱。实际上，“现代化”概念与“封建”概念一样，它们立足的时间观是一致的，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的现代才算现代；而中国人的现在只相当于他们的过去，我们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中世纪。这种思维的实质，就是取消中国人独立的时间坐标。
当然，２1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也有两个极具有戏剧性的变化。
上世纪初，也就是１９０５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简单地说，他的狭义相对论打破了统一的、绝对的、纯粹数学意义的时间坐标，建立了相对的、多元的、以物质运动体系为尺度的时间坐标。这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
据说，曾有一个小伙子对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爱因斯坦就打了一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不得不与一位罗罗嗦嗦的老太太说话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那样漫长；如果你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亲密，一小时却如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说，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先验的、绝对同一的时间坐标。你什么是相对论明白了吗？
可是同样是在２1世纪，在人类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里，却有一个与自然科学的相对时空观恰恰相反的变化。原来，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立的历史坐标，有不同的历史记忆，有不同的纪年方式，还有记录每天时间段的不同方式，有太阴历、太阳历等等。但是２０世纪末，全球却几乎都认同了一种统一的、一元化的时间坐标，人们在社会生活时追逐着同一个时空，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现代化”、“全球化”。上个世纪末的最后一天全世界都很激动，新千年第一天的曙光从太平洋上升起，无数度假者、旅行家、新闻记者站在那里狂欢，并感染着全球，人们觉得这一天似乎真有什么不同。可是，这一天真有什么特殊吗？它只是西方纪年的偶然设置，这一天只有人为的数字意义的特殊。而且我们知道，这种历法的二月份通常少两天，而七、八月份却连多两天，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不过是因为奥古斯都的生日在八月。有意思的是，中国台湾称“西元”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以维护他们仍在使用的民国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的独立意义。中国大陆叫“公元”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因为我们没有共和国五十年、五十一年的叫法，而是刻意强调我们用的纪年方式是全球公认的，尽管中国农历仍在延用，但也不过是作为中国节日依据罢了。
有人说，不管你汉语里面“现代化”一词有什么荒谬，用它来代表西方现成的“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总是可以的吧。
英语里“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当然没有汉语这样的时间错乱，它是指时尚化、新式化、流行化，统指人们生活里冒出的最新事物。这似乎是一种自然的倾向，但这种理解普及化，也会造成一种错觉，那样在逻辑上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了。西方的“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是指近代以来的一个内在的必然进程，这个进程并不会出现在其它民族及其文化里，至少不会在其它文化里自然生成；它是由古代希腊文化里奠定的数理化、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在基督教的信仰体系里孕育，在近代宗教改革后重新萌发，而形成近代西方的科学理论、法理制度；它主要体现为人们对普遍理性原则的确认，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西方文化现象，一方面没有普遍的必然性，并不是所有文明都有。另一方面，它在西方文明的进程中有它的内在必然性，不是偶然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视野里，在追赶西方文明的非西方民族的思维里，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只是一种文明现实，亦即文化外化的现实存在，只是经济、政治、军事、法制及日常生活里呈现出来的东西。它代表着先进、发展、光明、智慧，与之相反的是落后、麻木、黑暗、野蛮。中国有那么多正儿八经的学者，煞有介事地研究所谓“现代化”、“现代性”，无非对西方现实的静态归纳，如科学技术，法律制度，权力结构，社会管理，市场流通，城市消费，传播方式等等概括，想统统照搬过来，还定了那么多的指标，其实都是一种想当然的虚构。
这就是说，即使是西方语言背景上的“Ｍｏｅｒｎａｚｉｔｉｏｎ”，我们的理解也容易陷入误区：只看到它的现实结果，并视为普遍而必然的全球化目标，却看不到它特殊的文化基础与渊源。这，也正是非西方民族“现代化”的被动性根源。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大学哲学系的王小波教授说得很有趣。他除了对“启蒙”还是持保留态度外，都表示赞同。他说，“封建”是共产国际送给中国的；而“现代化”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送给全世界的。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中国、朝鲜、越南等东方国家跟着他走，就说既然人类都要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你们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们高一级，所以你们挨打；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那你们看着办，到底是跟西方走，还是跟我们走？跟着我们走，你是可以跳跃一级的哟。中国人一想，可以跳级的吗，那当然跟着你走呀。于是，我们把自己的过去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昂首阔步朝社会主义方向迈进。
至于“现代化”，也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的。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现在仍然存在，它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它资助了一个在韩国汉城召开的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大会，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那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认同。美国人显然是要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连日本人也想要在东亚地区建立以它为中心的“皇道乐土”化。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美国人没有太足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再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来自欧洲，而它又是一个世界性的“大杂烩”。所以，它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意义的词，叫时尚化、新潮化。但假如说穿了，就是不叫“美利坚化”的美国化。所以，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大家都跟着美国人、欧洲人走。
我也查了一下，发现王小波教授的说法也有一些与事实出入的地方，但基本上我是持赞同意见的。早在三十年代，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就有了现代化这个词，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那时，中国人就在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这种现代化实际的运作过程，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即，思维方式的误区和包含着一些思维陷阱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封建主义”、“启蒙运动”和“现代化”三个概念，标志着中国人在近代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我们的历史记忆被外来文明彻底瓦解了，模糊了，我们至今都还没有自己的时间坐标了，只知道跟着别人走。这种状况，我是将其称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的。
上面我打过一个比方：好比一个人遭遇飞来之祸，被外力撞成了脑震荡，失去了记忆，看不清方向，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已往先验的时空坐标全部垮掉了。我们看过这样的电影、小说，主人公在战争的炮火或突然的车祸中，被撞成脑震荡。醒来之后，虽然还有感觉当下的能力，却失去了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只能跟随眼前正常人走到那里算哪里，重建新的时空坐标。
通常在文学作品里，在他重建自己的时空理解体系的过程中，有一天终于唤回了过去的记忆，新旧两个人，两个世界，于是构成一部悲喜剧。
西方哲学史上有个划时代的人物叫康德，对人类知识结构进行解析，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直接从经验中来，也不完全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纯粹的先验都不可能产生知识。他说，当我们以感官面对外部对象世界时，获得的只是一种混沌无序的感觉刺激，它必须被我们头脑中先天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整理，才能形成清晰的印象。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并不是对象世界中有的，只是人先天的认知能力，是知识发生的前提。它如笛卡儿的坐标系，纳入混沌的经验，构成我们的知性状态，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陈述与判断。这种知性再用更高一层次的理性概念体系第二轮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他还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在对象世界中也不存在，都是人先验的东西。２０世纪中叶，心理学家皮亚杰对康德的认识论哲学有一个科学的丰富与修正，他说时空坐标和概念模式，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
康德强调，人的知识需要一个先入为主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的前提，这无论对哲学还是科学，都有划时代的影响。据说，爱因斯坦１３岁就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他的相对论就是以更新牛顿以来建立的时空观念，来重建现代物理学体系。
在这一视野里，我们可看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人的时间空间、语言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时空坐标、概念体系和历史哲学。
我们说一个民族的脑震荡，就是说它丧失了自己的时空观念。
这里，我们以犹太人和中国人进行比较：
虽然这是世界上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但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我们集体感到自卑的，这一百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引领潮流的杰出人物。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今天甚至没有一个中国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即便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中国的范围内被认同——也不一定，最近颠覆鲁迅的也成了一种时尚，他对于世界潮流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现代中国，引领过世界潮流的，只有昙花一现的毛泽东和他的那个时代，但这在国内知识界，已经完全疏离了的说不大清楚的“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按康德的逻辑，一个集体处于脑震荡状态的民族，没有自己的时空坐标、语言体系，独立思想能力也就瓦解了。即便搬来了别人的时空坐标，在头脑不清醒，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行动，都没有自由的意义。我们常说，中国人失语，丧失话语权，根源在哪里呢？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人类思想的海洋中却没有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深入下去，能够引出我们的许多反思。
今天，中国人有没有健全的思想能力？当我们谈到某一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结论和模式，而不是质疑、剖析它。真正的思想不是Ｔｈｏｕｇｈｔ，而是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不是引用那些既定的结果，只属于他人、前人，Ｔｈｉｎｋｉｎｇ才是活的过程，是属于自己的思想。至少应知道什么是思想？
今天，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几乎已经没有科学了，因这大陆科学家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拿到，而且没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中国科学家在做可能获得这一殊荣的独创性研究。更有甚者，９０年代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一等奖常年处于空白状态。这就告诉我们，整个中国科学的生命已经奄奄一息了。为什么至于这样，决不是什么物质条件不够，而是中国的科学研究只是照搬西方现成的科学知识，跟踪研究他们已经做过的结论。你去看看中国那些大的科研项目，其中最关键的词就是“跟踪世界先进水平”。跟踪了三十多年怎么样呢，除了８０年代初期咱们北大的王选在汉字激光照排这一技术项目上跟踪并且赶上过日本之外——汉字激光也要日本来完成，那真有理由要开除中国人“球籍”了，所以王选是很伟大的！只是再没有听说还有什么人做出过世界性的科技成就，在此之前，甚至文革前后的中国还有一些。
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就是简单的国际接轨，以为生产出一大堆产品，拉升ＧＤＰ的数据，就是发达国家了。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也是简单复制西方的政治制度，却不考虑如何确立自己民族的对于现代文化的认同。
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更大，甚至于说它根本就是在复制二千年前的旧体制，也一点都不为过。前些时时候，听到一些青年思想家说，中国应该取消教育部。因为教育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意味着某个主体站在思想领域的最高处，把所谓知识和真理授予别人，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里，也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启蒙。这种教育取消了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主动性、能动性，无疑是非常糟糕的。这些激进的思想家说，应该以学习部取代教育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汉语里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学习这个词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甚。
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仿效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原理、真理、范式、榜样、楷模摆在面前，我去接受它、模仿它、照搬它、运用它。“习”原是指小鸟学飞的样子，就是重复练习，掌握得更为娴熟而已。
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农业文明传承上的相对稳定力，日复一日的农耕生活的确是不鼓励标新立异，只需要顺应天时地利就够了，所以，也导致了它的停滞不前，丧失活力和创造。中国人的教育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还要学到博士后。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使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科学的奴隶，成为现成结论、模式、教科书的被动载体。近代以来，我们的这种模式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只不过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以国际接轨为目标，洋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学习，把我们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创造力、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造成了今天中国所有的死板、平庸、劣质。
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们当然也有学习。但是，他们既有Ｌｅａｒｎ，又有Ｓｔｕｙ. Ｓｔｕｙ并不等于我们的学习，它主要是指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领域，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Ｓｔｕｙ这根弦。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知识是有限的，想象是无限的。只有想象才能发展知识。推而广之，想象包含着人的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今天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上面，被动接受别人既定的文化结果，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这种状态不改变，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处于思想脑震荡状态是不可能建构真正大学的。
现代中国几乎没有哲学家，因为脑震荡状态的人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智慧创造。当然，我们也会有形形色色的“脑震荡”哲学，过去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哲学就不需要说了，而现在国际接轨的哲学遍地都是。
记得学外语出身的著名哲学家徐友渔先生，曾对一位恭敬请教的青年同行们说：“你那个东西的研究有没有价值，首先要看国外文献里没有相应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那你冒的险太大，收获不一定大；如果已经有大量外文资料，那么你把它们通读一遍，就会有自己的收获。在中国，还是不要标新立异的好。中国人做学问就是拚外语，要老老实实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中国传统有没有哲学，这就是一个问题，说有，那也是像冯友兰那样用西方标准研究中国传统这个意义上才有。”我们毫不怀疑徐先生在西方文化坐标之下获得的智慧，但是由此否定其他文化也有智慧，那我们则要怀疑，那是否真正的智慧。
中国社会里有太多的领域，我们被西方的坐标套住了头脑，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我们要拽住这种并不具有普适性的坐标，用它来定位自己和自己的文化财富。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内心的自卑与虚荣造成的耻辱。
比如说，要说长城伟大，就说长城是月球上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全球两大人工景观之一。我在一篇文章中就谈到过这种说法是荒唐的，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上太空之前就识别这种说法的荒谬。我说很简单，只要你走出对洋人的迷信，包括以洋人的思维方式来夸耀获得自尊的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一点朴素的科学思维与判断，就会发现很多真相。当然，你也要学会用逆向思维来观察与思考，换言之，也就是换位思考。
众所周知，西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２０多年前的法国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官方安排他参观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要借此机会，向法国客人们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的确被镇住了，不假思索就冒出一句话来：“啊上帝，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然而，他马上意识到自己在历史悠久的伟大中国，面对如此壮丽奇特的中华文明遗迹，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为什么呀？我们说远点，他的说法跟两千年前的“夜郎国”国王的思路有点相似。汉朝一位使者出使西南的夜郎国，国王接见时问使者从哪里来，你那个国家和我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于是，我们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话夜郎国国王，一笑就是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有过去那种自信，他们可能也要笑一笑希拉克，笑他几年，几十年。为什么？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
其实，在古代希腊，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便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尽管包括巴比伦、埃及、希腊文明的代表性遗存，并不包括其他文明古国可能同样伟大的奇观，所有加起来在地域面积上也没有中国大。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
其实呢，希拉克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已是丧失了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思维脑震荡患者。那些当地的官员们一听说兵马俑被希拉克排上“世界第八”，受宠若惊，太了不起呀。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成为西安市内最显眼的宣传广告，成为所有导游小姐的必说之辞。这哪是什么荣耀，这是一种耻辱啊！还有什么长沙的马王堆、随州的擂鼓墩、成都的三星堆，自然还有万里长城，也都要争夺这“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当然，模仿是人类共有的本能。前面我们谈到过，就在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也曾以东方为楷模，从东方汲取的资源。但是这种楷模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及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当年，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中国；哥伦布历尽艰辛，以为到达了印度，其实根本不是。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乃至虚构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就等于创造了。如，《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是中国的实际情形，《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朝廷没有什么关系。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或三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指南针在中国用来看风水，西方人用它发现新大陆。英国人在幻觉中向往中国皇帝的开明统治，建立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创造成了另一种意义的东西。
可是，在今天开放的中国，在接受和模仿西方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世界里，做了洋人的弟子，回国就会备受瞩目，有了话语权力，谁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能谈笑风生，便是有水平，有资历，却并没有当年西方人发现、开发、创造、重构的自主性。人们欣赏着着西方文明的每个细部，以为无条件的价值取向，进行着精确的接轨，有效的模仿，全盘的移植。当然，我们也从洋人的趣味出发，仿造一些假古董。一百年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每个人，从头到脚一切似乎都变了，内心的价值取向没有变，行动方式以及长程的战略思路没有变。中纪委公布的数据令人吃惊，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用于公费出国考察的经费高达三百亿美元，超过全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好多官员出去连外语都不懂，只是公费旅行而已，绝大多数人是走马观花。即使是最认真的考察，获得西方最精确的知识、原则、图纸，回来完整地模仿，也不过得到一些僵硬的、机械的、没有灵魂的复制品。其实，这都是脑震荡者的逛荡而已。
我们中国人热情地参与着西方人的游戏。但是，我们竞争的动机是俗世的，气质是呆板的，语言是空洞的，体制是官式的。先拿体育来说吧，一百年前中国曾经被视为东亚病夫，而现在却是世界奥运金牌第二国家，而且今天还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可是我们真的有健康的体育了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的主张，把体育看作一种激发国人内在生命力量的手段。在他看来，人的生命意志与生俱来地潜藏在身体里，需要在运动中磨练出来。他自己就以登山、下水、风浴、日光浴、冷水浴等方式锻炼意志。这一倾向有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与他一生致力于激发民族的内部力量，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式建设国家的战略一致。
49年新中国建立后，通常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受到重视，大家一定记得那时的口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第三条政治军事意义多些，前面两条的倾向比较接近本来的奥林匹克运动精神的。那时，中国也参加国际体育比赛，重在交往，而不是竞赛名次。那时重心在大众体育方面，做广播体操，开展群体性的体育活动，把体育作为学校教育重要内容等等。
到了８０年代，中国全面开放，面对西方的优势，国人在毛泽东时代所拥有的意识形态优越感失落了，在所有看得见的方面与西方人比较，中国人坠入一片近似于“夜郎国”的自卑中。但是中国女排五次获得世界冠军，后来中国又参加了奥运会，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金牌。当时，这些金牌像兴奋剂，给国人一阵阵民族精神的振奋。据说，“振兴中华”的口号就是在女排冠军时的狂热中喊出来的。这时，人们眼里的体育主要已不是大家锻炼身体，也不是激励自己的斗志，而只是让几个健儿为国争光，以名次为国家争面子、获荣耀。体育牵系于国人的自尊，而且也上升为政治，获得国际比赛冠军的体育明星被视为国家英雄。而群众体育无论在人们关注里，还是资金投入上，确一年不如一年萎缩，退到了不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时代。
世界上由政府组织体育运动，并且完全由国家财政支持竞技体育的，主要是中国和前苏联体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中国财政投入体育的绝大部分经费，都是为了在国际比赛中争夺金牌。有人统计，每获得一枚奥运金牌，相对应的四年间国家投入体育的成本是７亿元，这个比例是俄罗斯的２８倍。投入几十万、几百万来增强某一技术设备是家常便饭。可以想象，这么多的钱“打造”出来的奥运金牌，主要靠高技术以及一切可能的外在手段，与身体锻炼的原旨相去十万八千里了。所有这些努力和流水般的花费，都是为了在看得见的名次，给我们添一点面子。
世界第三、第二、第一，对于一个失去信仰的民族，内心世界就需要这东西来支撑。毛泽东就曾大声嘲笑前苏联的“锦标主义”，但今天，中国体育或多或少可能比谁都更锦标主义。中国运动员只有得金牌才算数，得银牌的运动员在大多数情况下感觉灰溜溜的，他们获得的指责可能多于褒扬。因为，国家花费那么多钱，个人则拿自己青春作赌注，只有金牌才有达到显示国家面子的效果。不像别的国家，包括第一运动强国的美国，运动员得个铜牌就很高兴，因为这奖牌就是他自己成功的证明，对于他来说够了。
这种为了一切最终奖牌的体育越来越远离了运动本来的意义，甚至完全走向了反面。以下特点在中国运动员身上尤其突出：一是运动员承受着“魔鬼训练”的压力，片面的、过度的运动反而有害健康，无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常常留下身体与心理的终身残疾；二是运动过程很少直接的快乐，很少有艺术上的美感，象体操一类艺术性强的项目，运动员主要靠高难度的技艺，而不是艺术感取胜；三是在需要团体配合与协作的大型运动项目上难以成功，个人或两个人的比赛项目就容易一些，这与缺乏有效的文化凝聚与激励有关系。
还有一层，表明中国体育上的强势，客观上仍然是整体上依赖于西方主导的文明体系。在体育竞赛上，我们通常用西方人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少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在技术、技巧上追逐人家。
换一种说法，中国人热衷于建摩天大楼。美国纽约911事件中被本.拉登手下的人撞垮的世贸大厦，建成都３０年了，但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使用价值，以还有节能、环保、安全、舒适等方面，都已证明是不划算的。因此，尽管从技术上讲，盖出一座比世贸大厦高一倍的摩天大楼，都已经是可能的了，但美国人再没干过这种傻事。美国造这种摩天大厦的公司，据说通通都搬到了亚太地区，尤其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如今你看，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上海有座高楼世界第三了，还要建设世界第一，北京也要建高楼。大家暗暗较劲，要超过别人的高度，竞争这世界第一高楼的名份。
尽管追求自由与超越，或许是人类共有的天性。但是，这是真正的超越吗？不是，我们在精神实质上，在理论、原则的创新，我们无法超越，只能在表象上，在西方人既定的模式里超过人家。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和价值标准，而我们想要强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于是我们便在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上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内涵，只有数字意义。这种对数字的热衷，可不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信仰与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一种对西方强势的盲目崇拜，以及要与之看齐的自卑心理。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媒体都在争ＧＤＰ水平，它心态与许多傻冒们追逐所谓“吉尼斯大全”的记录是一样的。这种数字游戏既得不到西方文明的精髓，又立不起自己文明的灵魂，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罢了。
近年来，有一种不断变换句型的说法经常成为国人的焦点，２１世纪是东亚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你看中国不都成为世界工厂了吗？不知道经济学家搞清楚什么“四小龙”、“四小虎”的神话在金融风暴中一夜间破灭没有，也许他们永远都搞不懂其中的奥妙。在西方人主导的文明体系和产业结构里，你以人家的标准、人家的智慧、人家的品牌、人家的管理组织生产，你的打工仔再劳累，生产的产品再是堆积如山，你赚的小钱再多，也改变不了脑震荡的民族全面依附于人的命运，你恰恰是完全陷入了人家的体系里不能自拔。一旦人家的产业结构变了，尖端技术更新了，口味改变了，你这ＧＤＰ通通成了泡沫，辛辛苦苦经营的工厂成了垃圾，自己仍旧将是一无所有的游魂。
也许能够治愈这种脑震荡的方法，笔者以为，在某种意义上仍然需要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毛泽东那里去寻找某种启迪或方法。对于今天国人需要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出路。
为此，我既不完全赞同现在的所谓左派，又不完全赞同右派。我反对简单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孤立的政治改革是中国发展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出路，是类似西方曾经有过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但必须是自我启蒙。
其实，这种自我启蒙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出现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史，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则培植了一整代民族精英，甚至连国民党、共产党的政权，也都是建立在黄埔、延安“抗大”基础上的。
但是，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一下子将这种自我启蒙倒退了二千年。让我们仍将处于这种脑震荡康复中。著名思想家朱学勤先生，说现代中国最重要是经济，是政治，最不重要的是文化。文化相当于身上的脂肪，可有可无。我的理解，他说的这种文化，就是指这种脑震荡状态的大脑，的确是跟脂肪差不多。
但是，我们需要正常的、健全的大脑。美国人说，主导他们强大与有力的是思想，是文化。是拥有独立的精神空间与文化坐标。思想立国、文化立国，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这方面也要有区别于仅仅照搬别人二手货，应当是以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生命力为创造核心的。
正如，本届奥运会所提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个美丽的口号一样，它寄托着人类的理想主义情怀。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当今的现实：这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是一个被贫富差距、发展鸿沟、文化差异、价值观冲突、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分歧、民族矛盾、疆域区隔等撕裂的世界。
也正因为我们处于“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这个真实世界的常态之中，差异和竟争造就“‘战或和’而不同”将是这个世界的长期主题。
因此，我们也应当旗帜鲜明的表明，我们是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正如他们旗帜鲜明的表明，他们是资本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简而言之，我们都是社会资本主义或资本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社会，资本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就像资源中的空气和水一样，只是不同时期被不同的个体或人群支配或拥有使用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