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种简单的概念套用，却忽视了中国与苏联之间的真正区别，也忽视了全球化以及全球秩序自1945年后的发展与变化。如果用“冷战”的概念来包装中美关系，以及分析其走向，将陷入“冷战的陷阱”，把自己推到不必要的危险境地。
正如现在，美国的双航母在南中国海的出现，制造了足够危险的想象，让人很快地联想到，中美之间“注定一战”即将可能到来，为这本来就充满了“悲剧色彩”的2020年，增加了浓重的一笔。
虽然中国仍然自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对比中苏两国的制度变化，两者之间却存在巨大的差别。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所谓的计划经济不过是领导阶层“命令式”的指令经济或运动经济，背后与其说是基于意识形态与制度建设的需要，倒不如说是权力欲望的需要。那个年代的中国经济指标与发展方向、路径，只是披着共产主义的外衣。
今日，中国经济更是与过去的苏联无法相比较；至于意识形态，如果中国的领导阶层仍然相信苏联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可以与全球化下主流的意识形态争夺公众的认同与信仰，显然是没有吸取苏联失败的教训，因为事实上那一套意识形态已经不复存在。
换句话说，如果当下的中美竞争是基于过去美苏意识形态竞争的冷战，现在就可以断言，中国没有胜算。历史并不须要重新证明它是如何失败。1991年距离当下并不遥远，图像和记忆依旧是清晰和崭新的。
至于当下中美关系的竞争，更为真实的描述显然是大国政治实力的比拼，是谁更能主导或是影响全球秩序与发展趋势的比拼。这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下的大国实力竞争，而非意识形态。它更像19世纪欧洲大国竞争时代，而非20世纪两极的意识形态竞争。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为何美国很难从根本上说服传统盟友坚定地站在美国这边。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当下这场中美间的竞争，视作旧时代意识形态的复活，错误的定位将扭曲公众对现实的判断，激起不必要的民族情绪，让民粹主义盛行并铤而走险，历史的走向可能因此再次走向错误的轨道。
如果我们还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等国是如何通过《凡尔赛条约》惩罚德国，而这又是如何导致德国在1930年代的再度崛起，并借助民族主义的仇恨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式，为世界未来的和平埋下了祸根。当1945年美苏英三巨头再度聚首德国波茨坦时，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所极力避免的，正是这样的错误方式可能导致世界走向另一场灾难的结局。
或许将这段历史与当下对比，并非十分恰当，但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却明显地呈现出大国责任与历史的重担。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当下中美关系的竞争、对抗，是旧冷战意识形态的复活；因此不能让全球秩序的发展出现逆转，进行在错误的时空之下。
特朗普政府带有强烈攻击性的对华政策和措施，既有美国保守鹰派一贯的仇视成分，同样也有特朗普面对选举不利的因素。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受到中国的威胁和挑战，以及美国政治精英错失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极秩序下对权力的巩固，所带来的失落、焦虑与愤怒，成为这次攻击中国的源泉。面对中国的崛起，使得他们重新拥有了清晰的战略竞争对手，并将之视为“苏联式意识形态下的敌人”，使得他们得以调动国内所有的力量发动攻击。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内部治理与对外输出影响力上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如果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那样，简单地认为尼逊以来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失败的，毫无疑问将忽略了中国在1978年以后的改变。相较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答案清晰而简单，也极为重要。
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错误的标签打在错误的国家身上，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如果从1949年以来算起，中美两国曾经发生过两次明显的转折。一次是1950年的朝鲜战争，一次是1972年的尼逊访华之旅。如果前者是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发生的一场错误战争，后者则是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蓬佩奥及其他特朗普政府成员坚持现在所发出的冷战信号和基调，恐怕将会是另一次错误的决定。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大国应该担负起应有的历史责任，而非陷入“旧冷战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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