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自新冠疫情以来，中美迅速从贸易战上升到科技、经济、政治全面摩擦，意识形态交锋异常激烈。近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凤凰网《风向》栏目共同举办“中美关系如何走出困局”讨论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前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伟文，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共同参加讨论。本期，人大重阳君与您分享王勇老师的精彩发言，原标题为《美方三鹰派合流打压，但中国仍有“做工作”的可能》。

核心提要：
1. 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40年以合作为主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以竞争甚至是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目前“新冷战”的特征越来越多显现出来，但由于中美关系受到国内外复杂的因素的影响，未来朝哪个方向走，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2. 表面上，中美间的贸易战是特朗普在打，但实际上背后有这些美国高科技、互联网企业的影子。所以在“脱钩”、“新冷战”的背景下，未来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是要集中在科技和产业的竞争方面。
3. 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受到大选的影响非常大，早前的“美国优先”，现在已变成了“选举优先”，一切围绕选举进行。现在大部分对话渠道都是关闭的，因此现在可能也不是谈具体谅解、达成妥协的很好时机。
4. 过去经贸领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在最近几年，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中美之间的军方联系、沟通似乎成为稳定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5. “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承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当前世界形势、中美关系、中国战略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何调整“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一眨眼”工夫的崛起，产生了两个让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凤凰网《风向》：我想先请您聊一聊中美关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您认为真正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勇：中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40年以合作为主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以竞争甚至是战略竞争为主的关系。目前“新冷战”的特征越来越多得显现出来，但由于中美关系受到国内外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因此未来朝哪个方向走，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发展至此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是“大国竞争”。我们所处的国际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的状态，这和国内政治是不一样的。从经济总量上来说，美国从1894年以来始终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二战之后更是确立了美国对世界的霸权。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习惯了世界老大、世界第一的地位。而当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7%，美国人惊觉“中国的崛起在一眨眼的工夫”。美国过去执行的接触政策、推动中国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政策，产生了两个美国人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一个结果是经济、科技方面的。美国最开始对参与全球化的中国持一种“轻视”的态度，认为中国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会长期保持在全球供应链的低端，顶多到达中端。但是以华为、大疆，还有一些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全球的崛起势头是很猛的。因此，美国开始感觉到来自中国的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威胁。
另一结果是政治方面的。 美国之前所期望的是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中国国内会发生政治、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但实际却是，我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仍然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美国人不愿看到的。
第二是“国内政治”。此因素对美国和中国的国内政治变化有很大的影响。目前，美国对华政策上有三股势力“合流”的现象，这三派目前竞相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政策。首先是安全鹰派，这一派主要是以蓬佩奥为代表的美国深层政府强力部门，他们受到美国军火工业的支持，把中国作为美国中长期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和中国的一切接触都是损害美国利益的，其目的就是要和中国全面“脱钩”，这一派是对中美关系的最大威胁。
二是贸易鹰派，主要是在中国投资的一些美国工商企业，他们认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市场开放程度没有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特别是美国的跨国企业，在中国所获得的好处越来越少。因此他们想利用特朗普，利用关税战等手段打开中国市场，深耕中国市场，并不是要促使中美“脱钩”。因此，这一派还是我国可以“做工作”的对象。
三是人权鹰派，这一派主要是利用了新疆、西藏、香港、台湾的问题，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压中国。
第三是疫情影响。1月15日，中美达成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特朗普认为，在此背景下，中美贸易战可以停止，美国经济将维持高速的增长和高度繁荣的局面，这样对他的大选是极度有利的。然而，由于特朗普忽视疫情，造成了重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了新冠病毒传播的非常重要的来源。因此，特朗普受到美国国内非常大的压力，为了选举的目的，他拼命地甩锅中国，拿中国说事，转移国内视线。
另外，安全鹰派也在利用当下疫情在全球的影响和对美国的冲击，蓄意制造“新冷战”，锁定当前中美之间敌对、紧张的关系。并要在特朗普可能下台之前，固定这样一种敌对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蓬佩奥为代表的这股势力拼命地出台各种各样“去中国化”的措施。华盛顿现在有一种说法，称美国现在正在推行“ABC政策”，即Anything But China，也就是去中国化。在网络上要进行清洁网络计划，甚至对中国威胁要断网，把中国排出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交易体系，也可能把中国排除出国际互联网。最坏的情况下，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中国方面的政策是非常是明确的。中国不要“新冷战”，而是希望和美国维持可以稳定的、可以合作的关系，毕竟中美之间有那么多共同的利益，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因此，为了国际和平和安定，为了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一定要稳住。我们是反对“脱钩”，我们甚至主张要再挂钩。

从“中美国现象”到“竞合关系”，中美经贸在这一领域内的变化至关重要

凤凰网《风向》：您认为中美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是对称的吗？
王勇： 中美作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当中的分量是很大的。而且在过去的30多年，经济全球化高歌猛进，中美之间确确实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相互之间也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除了贸易以外，还拉动了投资，拉动了技术、产业的整合。因此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国现象”。
当然，中国的这种发展，实际上还是需要依附于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国际分工当中，中国的产业和企业主要还是处在中下游。但对我国来说，西方的市场开放、美国的市场开放，给我国的产业和企业提供了很多机会。我国企业的学习能力比较强，抓住了这样的机会，使得科技能力、创新能力得到了提升，国际竞争力也培养出来了。
以苹果为例，从苹果的产品供应链就可以看出，苹果公司本身并不生产手机，但是它却拿到了产品附加值的57%。日本、德国和其他的提供关键零部件的国家，差不多拿到了17%。我们的中国的工厂和工人非常可怜，拿到的增值仅仅为5%到6%。但按照过去的贸易规则，比如说一部出口到美国的手机600美元，我们虽然是拿到本地增值，只有30美元左右，但是我们却背了600美元的整个的对美贸易的顺差。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中国确实是“过路财神”，这是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结果。因此，中国政府要跟世贸组织、欧盟联合重新拟定贸易统计的规则，以原产地为标准来统计。如果是按照这种新的标准的算法，那么中美之间的贸易肯定是不一样的，平衡会大大地变化。
根据一份新的研究数据，中国的企业在提供苹果的关键零部件时，竞争力是在上升的。我们本地增值的分量在提高，现在差不多快到了30%左右。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除了中国之外，就没有看到过在国际产业链当中上升那么快的国家。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产业确实是非常地努力，也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在中美之间，由于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和以腾讯、字节跳动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在全球的崛起，确确实实改变了国际经济竞争的格局。 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企业向美国学习、从美国融资发展而来的结果。尤其是在互联网行业，中美之间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但现在美国的企业更多地把中国的企业当成竞争对手。
在目前看来，表面上中美间的贸易战是特朗普在打，但实际上背后有这些美国高科技企业、互联网企业的影子。 当然他们之间对一些具体的做法会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感觉到的竞争压力确实是很大的。所以，在“脱钩”、“新冷战”的新背景下，未来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是要集中在科技和产业的竞争方面。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强国家、强市场，会对其他的国家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疫情发生之后，各国的产业政策都在调整，美国现在也提出产业政策。过去他们都是以军火、国防工业的名义，在研发方面做大量投入，但现在明确宣布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基金，扶持这些未来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要跟中国、跟其他的国家展开竞争。
因此，在高科技产业发展领域，一方面中美存在共同利益，因此合作也会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竞争也会加剧，但是这个竞争并不排斥中美双方之间在资本和技术上的相互合作。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我们可以把它叫做“竞合”的关系，既有竞争也有合作。

“选举优先”的背景下，中美谈判尚未到达好时机

凤凰网《风向》：谈到中美关系，意识形态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我们知道意识形态一直是中美之间管控危机的一个阻碍。如果回应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挑衅，我们难免会陷入美国主场，但是如果不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会上升，那么想请问王教授，您认为中美在管控意识形态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应对之策？
王勇： 中美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和这种分歧带来的消极影响，越来越明显。所谓的“新冷战”、“冷战”，和一般的国家间竞争关系是不一样的，它是带有非常严重的意识形态、政治体系的竞争，这可以说是50年代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 ，美苏之间两大阵营竞争非常重要的特色。
美国以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安全鹰派，实际上在打意识形态牌，他们企图唤起人们对于冷战的记忆，铁了心要跟中国打一场新的“冷战”。并且他们现在正在动员在过去美苏竞争时期，美国所积累的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内的一些资源、工具、体制来应对中国，甚至提出美国要用所谓的“全社会全政府”的体制来跟中国进行竞争。
对美国人设计的这个陷阱，我们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做对外宣传，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体制特征的时候，要更多地强调中国的体制和其他国家的体制之间的相似之处。 尤其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所倡导的所谓“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共通之处，这两种价值观确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但要打冷战的人，却在寻找各种证据，要把中国描述成“我们是我们的”、“他们是他们的”、“我们和他们不一样”。因此，我国要避免落入这个陷阱。
在意识形态方面，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中美之间实际上也可以有很多沟通工作要做。但要减少误解、误判，战略上是大国的竞争是肯定的，制度的差异也是肯定存在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无中生有，夸大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分歧。所以明年，无论美国是哪个领导人在台上，我们都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梳理一下我们的内外的做法，要同时开展和未来美国新政府对话。这个对话的交流实际已经在开始了。前几天，我参加了北大跟斯坦福大学的政策对话，就有很多两边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等参加，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可以使美国方面更多地了解中国。

中美之间当前最缺少的是战略互信和政治信任，这也是当前最需要增加的地方。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中美之间能够有那么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我们过去很长时间以来有这种战略互信、政治信任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在非常遗憾，双方有不同的国情，加上大国之间竞争的因素的推动，使得互信越来越脆弱。因此，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重建战略互信、政治信任是关键。
具体到实践当中，要重建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和政治信任，首先要从最基本的管控危机做起。要避免对对方的误判，特别是现在海空处于一个对抗的局势，要避免产生麻烦。甚至虽然双方都不要战争，但还是有可能擦枪走火导致双方局势失控，这是消极方面。
第二，要从具体的领域做起。这对当下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谈战略互信、政治信任不能空谈。美国人强调的是要有一个“结果导向”的中美关系，就是强调要看具 体的结果。
王毅部长强调中美之间可以坐下来谈，要拉清单。我们有共同的利益可以继续合作的领域拉一个单子，有分歧存在不同意见的我们拉一个单子；中美之间可能通过谈判达成妥协的领域拉一个单子，完全不能达成妥协与协议的领域也拉一个单子。这就需要做具体的工作，需要双方外交官谈判人员，在领导人的信任之下，来进行非常深入的磋商。
我们不想打仗，我们都想和平和稳定，那么还有很多领域的事情可以做。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美国当前的对华政策，受到大选非常大的影响，早前的“美国优先”，现在早已变成了“选举优先”，一切围绕选举进行。现在所有的对话渠道都是关闭的，因此现在可能也不是谈具体谅解、达成妥协的很好的时机，但未来双方可能还是要坐下来，具体谈所有的这些问题。

南海、台海不排除有军事冲突的可能，两国军方联系或能起到“压舱石”作用

凤凰网《风向》：我们看到最近很多次新闻，美国在南海、台海频频挑衅，美国军机多次抵近侦查。您认为面对美国的这种类似于比较主动的这种举动，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
王勇： 最近美国在南海、台海频频挑衅，美国军机多次抵近侦察。 面对美国当前的挑衅行为，第一， 我们要坚持原则立场，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利益，我们 需要进 行斗争， 需要做好 军事斗争的准备。
无论是南海还是台海，中美之间都有爆发军事冲突或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在奥巴马政府后期， 美国某些人就提议要采取军事的手段，比如轰炸中国的岛礁，来否定中国对于这些岛礁的权利主张。
蓬佩奥7月份有关中国南海问题的讲话，被美国的保守派媒体《华尔街日报》解读为一种战争授权。 在岛礁可能引爆中美军事冲突的问题上，特朗普和他身边的安全鹰派可能有不一致的看法。特朗普想利用这样一种外交甚至军事的紧张局势甚至军事冲突来提高选情，但是，安全鹰派可能要利用这样一个军事冲突，打掉中国不断壮大的海军和军事实力，在中国将强未强的时候解决中国可能带来的长远威胁。我们不能够排除后一种最坏的可能性。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军方的态度。在蓬佩奥的讲话不久之后，美国的国防部长埃斯珀就对媒体谈到，希望在今年年底访问中国 （编者注：但当地时间8月24日，埃斯珀在《华尔街日报》上刊文称，“已经做好了与中国对抗的准备”） 。 前不久，两国的防长召开了一个视频对话会，这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双方都表达强硬立场，但是对话本身说明双方在管控危机方面有共同的需要，特别是作为挑衅一方的美国军方有此特别需要。 因此，南海、台海有爆发危机的风险，双方之间加强沟通管控危机工作非常重要。
过去经贸领域被认为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在过去的几年，中美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中美之间的军方的联系、沟通似乎成为稳定中美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因此，这个领域的沟通很重要。
第三个，我们还是需要讲究策略。特别是在这场可能围绕着南海、台海的危机当中，我们想要什么和我们未来的计划规划，特别是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划，要结合起来。在面对南海、台海问题时，中国政府维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的决心不会改变。军事斗争也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在解决相关的问题时，还是需要有一个大的、全局的观念。

“一带一路”需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做出调整，但我国仍要有战略信心和耐心

王勇：“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承担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第一，它是一个好的事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 它是一个倡议，是一个百年大计，需要从长计议、做更加仔细的规划。
第二，还是需要根据新的形势，对“一带一路”做出适当的调整。目前新冠疫情对全球的影响很大，可以说世界可能再也回不到疫情之前的状况了。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内，新冠疫情都可能持续显现出它的影响。 所以世界形势、中美关系、中国的战略环境都发生了变化，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何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规划。
首先需要做更多实事求是的研究，这是很重要的。具体而言，要加强我们跟周边国家的务实的经济合作。 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人要打“新冷战”，但没有中国周边国家的配合和支持，“新冷战”是打不起来的。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几乎所有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之下，中国与他们之间的投资关系也在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有关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这些确实能够给对方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而与美国合作带来的经济利益，与过去相比已经大打折扣了，所以这些国家不愿意绑在美国的战车上面。 我们看到像新加坡、韩国都明确地提出，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势，跟过去的冷战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形势。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有战略信心，也要有耐心，要把这些务实的合作落实好，使合作双方都受益，同时又能够反过来促进中国和相关国家的人文交流和政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