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
▍几大事件，标志着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战略正式形成
2021年6月8日，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与中国的科技与战略竞争为核心诉求，正式开启美国以国家意志为标志的对中国崛起的遏制战略。
随后的6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启动欧洲行程，在G7峰会、欧美峰会、北约峰会上显现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联合盟友、动员价值观联盟，形成对中国的全球围堵。
此前的2021年3月，美日印澳对话会议的召开，剑指中国，已经率先开启了“印太”地区围堵中国的准政治军事结盟进程。
拜登政府执政的半年时间内，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精英阶层已经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倾举国之力围堵中国。不管中国如何示好，不管美国内部如何意见分歧，这一局面短期内不可能改变。
自美国克林顿政府时代起，中国的重要战略诉求之一，就是避免美国倾举国之力围堵打压中国，为中国现代化崛起进程创造战略机遇期。近30年过去，由于中国的崛起，由于中美国力水准的日益逼近，中国已经不可能依靠他人躲避美国的战略攻击了。中美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世界主要矛盾的时代正在到来，中美关系自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70年代因美苏矛盾而形成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代；20世纪90年代至2017年，中美因经济利益高度互补而形成的中美战略竞合时代，从此结束了。
此前，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还有部分中国人心存幻想，希望中美矛盾能够局限在经济科技领域，希望在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执政风格之后，美国能够回归理性。然而拜登政府的系列行为却告诉我们，中美关系日趋紧张，意识形态的、价值观的、体制的、发展模式的种种矛盾冲突皆为次要原因，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国国力的上升对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形成了实质性挑战，这是美国统治集团、美国资本、美国精英阶层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对于美国统治精英而言，失去老大地位，绝不意味着顺序降为世界老二，而意味着美国今天所可掌控的世界资源的大规模流失，失去美国第一，就意味着美国失去一切。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将对中国内外环境构成重大挑战
美国倾举国之力打压中国，将导致中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战略机遇期将面对重大不确定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也将面对重大考验。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外部矛盾将是内外诸多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没有外部矛盾的清醒认知与冷静处理，内部矛盾的解决就会失去基本条件和前提。
中美矛盾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经济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将面临挑战。“一带一路”的实质，是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与投资网络，创造资源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持续循环流动的经贸网络体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益，中国更会从中受益。
此次欧洲之行，拜登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目标就是替代“一带一路”。如果这个计划由于资金问题无法落实，则美国更现实的选择，是在“一带一路”沿线节点性国家或地区下手，制造动乱；或扶持反对派，中断“一带一路”的联通性，制造资源流动的“肠梗阻”，由此扰乱“一带一路”贸易与投资的网络体系。
政治与外交上，中美矛盾的上升，将催生意识形态外交与结盟政治。美国以“民主vs.威权”之名，以价值观外交为武器，动员西方意识形态同盟。与此同时，又以北约与亚太传统盟国为基础，强化结盟政治，构建围堵中国的联合阵线。
这对中国的务实外交与不结盟外交（新型大国外交）造成巨大挑战，在强敌环伺下，逼迫中国不得不以相同手法反制，以意识形态画线，或以结盟政治进行反应。而这些选择，均与中国的外交传统格格不入，也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符。
从军事上看，中国周边地区风险系数均会不同程度上升。为了破坏中国崛起势能，制造中国崛起的风险指数，美国会人为制造热点与冲突，甚至会在局部地区进行军事冒险。从美国霸权维护与管理的历史观察，美国统治阶级具有丰富的制造冲突并搞乱他国的经验与传统。这种风险可能性，并不会因为中国是个有核国家而消失。
中美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也将对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上，中国将可能被逼走进内循环，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全球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这种改变，一方面可能强化中国经济科技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因外部资源和外部空间受到挤压而萎缩。
政治与社会生活上，由于外部强敌打压，社会心态可能会由开放转向内敛保守，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思潮会进一步兴起。与此同时，行政体系会不由自主地转向进一步集中权力，自上而下的信息传导机制与自下而上的意见反馈机制的平衡会被打破。这对构建高效有序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会带来负面效应。
▍中美矛盾冲突的新特点及未来可能的走势
美国总统、国务卿、防长对华齐出动，这是要搞“全场紧逼”战略！
老胡认为，拜登的话严重降低了大国之间进行战争威胁的门槛，让人担心美国的战争机器在由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团队掌控。
也是在星期二，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新加坡发表了一个演讲，他在全方位攻击中国之后表示，美国并不寻求对抗，他作为防长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稳定的关系，包括加强与人民解放军的危机沟通。星期三，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新德里会见达赖的代表。
▲美国防长 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
美国很显然在对中国实施战略性“全场紧逼”，这让美方近来“不寻求与中国对抗”的表态显得十分虚伪。奥斯汀的演讲实际上把地区内所有国家分成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美国嘴上说不要求东盟国家选边站队，那是因为它眼下不具备这一能力，中国是东盟几乎所有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孤立、遏制中国。
老胡认为，加快扩大中国经济和市场规模是我们打破美国围堵的关键着力方向。它与中国的长期改革开放政策一脉相承，只需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能顺理成章实现。我们现在需要加强意识的是，发展好经济已是中国对美斗争的主战场，是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政治。中国的所有县市、所有行业事实上已经连接到对美斗争的大战略上，中国的GDP每接近美国一步，就是敲响一声美国霸权主义的丧钟。
光是经济远远不够，中国的国防实力是对美竞争最具直接威慑力的杠杆。无论台海还是南海博弈，中国都必须剥夺美方能够战胜中国的把握。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已经让这个目标变得十分现实。
事实上，美军在台海战胜解放军的信心已经垮掉了，中国大陆的台海军事斗争准备对美台产生了不断扩大的真实威慑力。美国在南海仍试图展现优势，中国须全力促成该地区军事力量对比的可信扭转。
美国海军的水面力量优势会持续一段时间，中国除了奋起直追，更要加强部署在陆上但能在战时打击美军南海水面大型舰只的导弹力量。我们可以大规模扩充这一力量，一旦美国挑起南海军事对抗，让它在南海的所有大型舰只同时被中国陆上导弹瞄准。
美国前高官去年在《外交》杂志上撰文，鼓吹美国需拥有72小时消灭中国南海海军的可信能力，威慑中国。中国需反过来形成迅速消灭美军南海力量和附近军事设施的可信能力，针锋相对地威慑美军。
中国不与美国全面军备竞赛，但在中国近海，我们需要坚决做到在军事能力上压倒美国。中国的国防预算只占GDP的1.3%左右，美国是3.5%左右。中国有充足的后劲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在不远的将来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不去世界上挑衅美国，但美国如果来台海或南海同中国作战，解放军一定能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
责任编辑：余鹏飞
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中美矛盾冲突的升级，发生在中国国力整体处在上升的轨道上，而美国的国力整体处在下降的轨道上，这使得美国号令天下的能力大大下降，其与盟友进行利益交换的本钱远远不够。与此同时，与美苏冷战不同，中美经济利益深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经常不一致，由此导致美国统治集团难以进行清晰明确的战略抉择，打压、竞争与部分合作经常混在一起，无法操作。再者，中国与苏联等传统对手不同，中国并无输出制度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冲动，外交上谨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政治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旗帜，经济上追求各国共同发展与共同富裕。这种由中国文化与中国共产党理念所影响和决定的整体外交风格与国家特质，决定了美国难以以意识形态为由进行全球性的有效政治动员，其盟友也难以完全响应美国号召，彻底与中国为敌。中国的“合纵”，很容易打破美国的“连横”。
中美矛盾的陡然升级，导致中国压力加大，也必将导致中国战略环境与战略选择的改变。清楚地认识这一点，并进行相应的物质与精神准备，对于我们完成“十四五”规划、完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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