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中国对阿里巴巴、滴滴、教育机构和平台的监管措施，引发了市场的波动和短期经济震荡，比如软银暂缓对中国的投资，您如何看待近期对这些大型互联网公司的监管？

丁一凡：涉及到大型互联网垄断市场的监管，很多国家都想做，但只有中国做到了，美国也在讨论这个事，但是它做不下去。从这个角度来讲，互联网企业垄断市场的行为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现在各个国家都看到了，不过是怎么做以及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要求一定的竞争，否则就没有意义了，竞争是保持市场动力的最主要的东西。而一旦发生垄断，就没有了竞争。这样会损害公平公正，长此以往，市场经营增加的利润将完全被垄断所侵吞，中小企业只能去分割那点越来越微薄的利润。这不利于整个经济运行，对于经济主体来说都不是很公平，所以要怎么样应对呢？一般历史上都是通过国家干预来做的。

为什么会有《反垄断法》？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反对垄断，就是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一旦出现垄断，市场将无法正常运转。过去的垄断是在生产的时候抓住了某种要素而把市场垄断，而互联网的垄断却是垄断下游和上游的关系，等于是一个垄断平台。这种垄断是一种新的垄断形式。

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不知道如何应对。现在，中国已经开始行动，说明抓住了现在互联网垄断的本质。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些监管可能产生哪些影响？特别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丁一凡：有很多层面的影响，一个是短期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慌，还会引来一些质疑。人家会说你是不是对企业不友好了，我们的政府历来对企业比较友好，改革开放就是要鼓励企业和自由市场，现在进行监管是不是在干涉市场？

我觉得出现这些声音很正常，因为改革总会触及到一些利益集团，垄断者形成的垄断地位，赚到别人没有机会赚的钱，肯定是不愿意失去这种垄断地位的，于是说出这些话是很自然的。

 

点击查看大图

网信办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们有时候也会考虑：这些企业都做出过创新贡献，严加监管是不是会打击创新型企业？但别忘了，一个企业一旦变成垄断企业，它就没有创新了，也就不需要创新了。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分辨清楚，以前有过创新的企业不见得永远创新，一旦达成垄断，它就不想创新了。全世界如此，历史上也如此，没有什么例外，不是因为它是技术起家，现在垄断了市场，以后就一定还会创新，没有这个道理。这就体现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监管长期来看形势向好。为什么政府要管这些垄断企业呢？因为如果能够打破这些企业的垄断，将会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活力，在垄断夹缝里生存的一些小企业就获得了喘息之机，就活过来了，对这些企业来说是好事。

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这些群体的声音？因为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很少发声，也不掌握理论，所以我们经常感觉不到这些人的存在，但是他们一定会非常感激政府的这些措施，这些小企业会因此产生新的刺激，推动新技术的出现。随之市场会变得更活跃，更多的竞争和产品出现，对于消费也更为有利。

观察者网：您说短期内可能会引起市场恐慌，也有一些外资出逃的传言，对此我们是否要采取应对措施？

丁一凡：我认为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可怕，如果真觉得那么可怕的话，我们就跟世界上的很多国家没有两样了，就成了资本的俘虏。资本只要威胁一下，我们就俯首称臣。

现在，很多国家都如此，而恰恰中国不应该如此，中国也有能力不如此，在需要资本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资本合作，但一定要以双赢互利为前提。如果资本逼迫我们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来行动，我们是不干的。

资本的逻辑是盈利，但我们要建设小康社会，要让大家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让我们为了资本而放弃自己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在这点上，中国有足够的能力，我们总结出了一些与资本进行周旋的经验。我们需要资本，但是不会被资本所控制。

观察者网：教育“双减”政策落地，教育培训行业受到影响，现在国家花大力气整顿教育市场，背后的考量有哪些？

丁一凡：教育问题涉及的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行业，它跟我们的人口政策、整个历史阶段都有关系。现在，我们人口的下降趋势整体较为明显，如此下去，很快就会进入一个入不敷出的老龄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动力就成问题了，所以现在要鼓励生育，而混乱的教育市场会加重群众的教育负担，不解决这个问题，后面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必须从这里入手。

现在我们的教育市场发展得这么畸形，孩子们拼各种各样的班，父母之间也在拼，教育本身变了味了，不应当是这样的。当然了，我们对教育的整顿确实有点猛，按照中国的传统说法是“矫枉还需过正”，但如果不这么下狠劲，又调不过来。

观察者网：您觉得未来可能有哪些监管趋势和方向，是否可以细化？

丁一凡：我觉得很难细化，因为这些监管的原则大家都知道，只是过去的监管措施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落实，以反垄断为例，我们早就有反垄断的规矩，但这些事情还是发生了。

这些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过去监管不太懂，尤其涉及到技术领域的更不好懂，很难一眼分清哪个是在发展技术，哪个是利用技术来垄断市场，后来我们逐渐明白了，所以我们开始监管。

在很多事情上，国家监管是后发制人的，如果把事情都全想好了才去监管，立法以后企业会千方百计钻空子，而且不可能事先就把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中国的做法就是鼓励你先做，看到出了问题再立法纠正。

观察者网：因为互联网本来就是一个新兴产业，所以我们的监管势必会有滞后性。

丁一凡：对，不光是互联网，所有的新技术都面临这个问题，如果一开始就设立一堆规则的话，可能会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所以我们先发展后监管，其实也是为了给企业留出足够的创新空间。但如果企业以创新的名义绕过政府，形成了垄断，政府就要进行监管了。

观察者网：无论是保护数据安全还是反垄断，这些监管措施都会影响到资本市场，但我们的经济是越来越开放的，我们还要吸引外资，如何平衡开放、吸引外资和监管之间的关系？

丁一凡：吸引外资对中国有一个作用，那就是使中国市场产生鲶鱼效应，从外面引入一个强的东西，倒逼着国内发展。

开放一直被认为是可以促进中国改革的手段，开放可以激发内部市场，调动内部市场动力，未来也仍然会如此。但开放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开放也不是全部打开，如果把窗子全部打开，苍蝇蚊子就都进来了，所以得一步一步地开，慢慢地开，在开放的同时不断地制造纱窗。

观察者网：欧盟和美国也有反垄断和数据安全调查，但明显欧盟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如中国。请您分析一下，中国的监管与欧盟、美国的监管有何不同？

丁一凡：原理上讲没有那么多不同，实践上有一些不同。欧盟进行的监管主要是去惩罚美国企业，因为它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平台企业，这跟欧盟的整体环境有关——欧盟是个联合体，本身的市场有限，很难构成大的垄断市场，所以它现在针对的都是美国大企业，这些企业垄断了欧洲互联网，使得欧洲的小企业发展不起来。

 

点击查看大图

欧盟正式对谷歌启动反垄断调查：涉嫌滥用领先地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欧洲国家的反垄断也成了美欧贸易摩擦的一个焦点。美国政府反对欧洲的这些措施，但欧洲人说，我整个的互联网市场，整个的这些门户网站都被你控制了，所以我不得不用反垄断的方法来控制你一下。但是反垄断之后，也没有看到欧洲有新企业发展起来。

美国也有点头疼，它要保持美国企业在国际互联网市场上的优势，一方面要制裁这些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又要努力维护这些企业在欧洲的垄断地位，这几乎是一个无解的矛盾。

欧盟只能靠惩罚来进行监管。对保护数据安全这一类的事务，中国比欧盟更有能力，我们不仅可以禁止滴滴这样的企业，也可以卡住特斯拉的数据传输问题。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资本垄断，近日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如何看待政府监管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系？

丁一凡：我们现在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和监管，与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关，我们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现在要走向共同富裕，而目标的实现主要看如何执行举措。

过去，我们觉得不能讲资本，但没有资本又发展不起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借助资本来发展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要和资本“与狼共舞”。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资本就要想办法跟资本合作。

我觉得我们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加强实力和促进发展的能力，现在要回归初心，不能始终顺从资本盈利的目标发展，我们仍然希望与资本和平共处，但我们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文：凭栏欲言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三次分配”闪亮登场！

01

机会公平

本次会议上提到了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那么或会如何处理呢？

从关注效率转向关注公平？

然而，效率和公平从来都不是跷跷板。它们既可以共存，也可以双无，不存在“转向”问题。

公平至少有三种不同类型，对应效率各不相同，第一种是机会公平。

商品社会由欲望驱动，你对某种事物具有欲望，迫使你付出某种努力去交换。在机会公平的背景下，人人都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而努力，社会产出就会最大化，社会发展就会具有最大化的整体富裕。

但努力程度和努力效率因人而异，最大化的整体富裕必然会伴随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

机会公平会必然会导致有差异的共富，这会是个问题吗？

这种差异不会形成问题（真正形成问题的从来都是缺乏公平）！

机会公平背景下，资本没有稳赢选项，不利于资本暴富，部分人偶然得到天时地利成为先富，或一些得到祖辈荫庇的财富继承者，会具有更高的乐观主义精神（一般财富多乐观主义精神就强），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会乐于去承担高于收益的风险，一方面这或导致先富财产损失，或发生阶层下沉；另一方面（风险高于收益的）投资过程为社会承担了风险，正面效应向社会溢出，带动社会整体更加富裕。

先富只会带动后富！

02

结果公平

反过来，如果追求结果上的公平，就会无视个人努力程度与努力效率的差异。

无论你是能飞还是能跑，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会把个人努力程度压制在最低限度上，最终导致均贫。

03

风险收益公平

时代已经出现了变化，对某种事物具有欲望时，如果不想通过努力去交换，其实还可以通过欠债去交换，人人欠债，社会发展。欠债越多，窟窿越大，社会越发展。

当央行宽松刺激经济（刺激社会欠债）时，会将经营风险转嫁给大众承担，以此（风险转嫁）提高企业获利，激发企业投资，形成倍数效应，加速经济发展。

一些中小企业（僵尸企业）之所以在上游挤压和下游萎靡的情况下还能继续经营，就是因为银行在承接他们的风险；一些房地产公司之所以还在继续经营，也是因为有人在承接他们的风险。而这些风险的最终承接方，只能是大众。

没有风险转嫁，就无法刺激经济；只要刺激经济，必有风险转嫁。

这种不公平与（机会）公平的效果完全相反：

1） 机会公平时，先富有更高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投资过程中可能会为社会承担（高于收益的）风险，一方面刺激阶层对流，一方面正面效应向社会溢出，带动整体社会更加富裕，先富带动后富。

2） 印钞刺激经济时，不公平情况出现，先富在投资过程中只会承担低于收益的风险，这一方面加深阶层固化，一方面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让自己相对更富，大众相对更穷。

欠债越多，越是大而不能倒，企业控制人就可以将更多风险转嫁出去，实现自己更高的盈利。首富我来当，问题大家背。

现代经济的风险与收益出现了严重的不公平，大众付出的努力越多，背的问题就会越多，为首富做贡献也会越多，阶层固化就会越严重。

一个例子就是房子，房价上涨的好处由少部分人拿走，但如果房价下跌，风险会由全社会承担而不是由少数人承担。大众为房子付出的努力越多，压力越大，首富越富，阶层固化越厉害。

最终，有人会发现这一点，然后躺平。

躺平一旦出现，人力和物力就无再无法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整个社会失去效率。商品经济问题恶化，只能以更加激进的印钞（负债）来掩盖问题。直至再多的负债也无法掩盖经济的颓势，经济问题整体性爆发。然后进入（或长达几十年的）还债通缩阶段，经济重挫，贫穷现象死灰复燃。

先富通过让大众承担风险实现更富，最终让经济失去效率，进而贫穷现象死灰复燃。

不公平在短时间有益于效率但长时间有害于效率。“躺平”“少子”代表着由不公平引发的有害于效率的现象已经浮出水面。

关注公平的目的，是为了关注效率，提升效率。

04

以公平提升效率

会议精神是“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要的是那种公平？

三种公平中：

1） 机会公平，结果是高效和可接受的贫富分化。

2） 结果公平（平均主义），结果是低效和均贫。

3） 风险收益缺乏公平，结果是阶层固化，少数人的暴富和多数人的贫穷。短期有益于效率，长期有害于效率。饮鸩止渴。

从会议精神来看“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中国想要的是以推进公平来提升效率，这只能是第一种公平才有可能实现。

即以“机会公平”为目的的深化改革！

05

调整

社会稳定有一个三角支架，就是上层、下层和交流规则。

规则就是通过或社会习惯的、或宗教的、或信仰的手段，以法律、道德和经济贯穿起来，打造一种共同遵守的约定（卢梭的社会契约），以此完成阶层间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长期混乱倒逼，隋唐时出现科举制度，交流规则更加顺畅化，社会稳定性加强，打造了一个大唐盛世。

如果三角支架出现不稳，社会稳定就会受到影响，重新稳定时只能对三角结构进行调整。阶层固化显然是交流规则出现了问题。

中国显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重锤出击进行调整。

06

伴生问题如何解决？

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打破阶层固化，仍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对经济的有益的效果也需要时间来沉淀，然而短期经济风险已经十分严峻。

债务性经济的增长是以风险向大众转嫁为代价的，这又影响财富向“先富”集中，加深阶层固化。

反过来，试图破解阶层固化时，风险会反向转移给“先富”们， 这会减少资本回报，或影响短期经济下行。比如，增加转移支付（二次分配）时，可能需要加税，加税将减少资本回报，或影响投资下降，经济下行。

更为严峻的是，政策调向时，可能会对资本信心产生影响，或加剧经济短期压力。

利弊总是相依，当政策关注社会长期上（减压，打破阶层固化）的意义时，或会加大经济短期上的风险。

但当前的债务风险和资产泡沫都很难承受进一步经济风险的挤压，稍有不慎，系统性风险就会出现！

实现共同富裕与伴生问题（短期经济风险）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小结：

本次会议中提到一个名词“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是“先富”们自愿捐出部分财富，用以调节分配（会议提出，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如果“先富”自愿捐出一定财产参与社会分配，一则可以缓解社会矛盾，二则可以缓解加税压力，有利于维持短期经济动力，减少债务和资产泡沫的压力，防范系统性风险。

缓解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矛盾。

相信“先富”们很有觉悟

文：凭栏欲言

阿里事件，央媒作出了极其严厉的表态。

“一鲸落，万物生”、“把资本关进笼子”、“不要妄想向韩国财阀一样操控一切”。

这样的严重警告，似乎已经不仅仅在针对某一事件，而是在警告整个资本市场。

达里奥近期发表了文章谈如何理解最近中国在资本市场的行动时认为：“中国决策者决不会按资本市场和富有资本家的意志行事。相反，资本市场中的人和资本家必须了解他们在系统中的从属地位，否则他们将承受错误的后果。例如，他们最好不要误认为，有钱就意味着他们有权决定事情的发展方向”。

01

相似性

央媒警告中特别提起了韩国财阀，为何是对标韩国？韩国财阀式经济发展模式究竟如何呢？

乍一看，韩国经济发展还不错啊，似乎韩国发展模式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但实际上，韩国社会已经走到崩溃边缘。

中日韩经济发展初期有一些非常相似的地方，生产端是从承接低端产业转移做起，消费端则依赖发达国家需求，初期都是外向型经济，逐步进行产业升级。

时间上，日本5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腾飞阶段（承接美国战争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韩国等承接低端产业转移）其后在60、70年代进入经济腾飞阶段，中国经济在92南巡后开始启动，加入世贸后加速进入经济腾飞阶段（承接亚洲四小龙等低端产业转移）。

约启动30年后（1994年），韩国大财阀初见规模，韩国人均GDP突破一万，但存在一个问题，长期印钞刺激让（债务型）资本量迅速增多……

中国在2019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耗时基本也在30年左右，同样存在长期印钞刺激问题，资本量迅速增多……

印钞越多，资本量越大，越有可能去影响政策。

02

韩国的选择

人均GDP一万美元似乎是个门槛，经历初期的红利释放和中期的印钞刺激之后，一些国家的人均GDP可以突破一万美元。

但此时出口竞争力遭遇人力价格上升，尖端技术抢占市场要从富裕国家嘴里抢食，内需又面临国民分配长期偏弱，长期经济刺激也让社会压力积累较多，许多国家在这个关口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

任何（债务）透支型经济的增长，都是以社会压力（自然环境压力）增加为代价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时，政策与资本难免要进行一些斗争，这会出现一些经济压力；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政策与资本又要进行一些合作，政策要让资本方感到满意，提起他们的兴趣，这又会加大社会压力。

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的三年后，韩国遭遇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人均GDP下跌至8000美元。

韩国政策与资本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模式是合作（加大社会压力不可避免），财阀通过影响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强化自身竞争优势，越来越庞大，2012年财阀体量甚至一度占据韩国国民经济超过8成；政府又依托着财阀的实力，抢占高新技术市场，做大经济总量。

在政府与财阀力量共同推动下，韩国在手机配件、半导体等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又跟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契合，中国组装工厂对配件的大量需求推动了韩国经济增长。韩国产业政策的成功背后的一大因素是中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方，这有时会让韩国成功看起来更像是一种巧合。

本质上，成功是一种试错机制，其实很难被规划。

无论如何，韩国的产业政策算是成功了，但这种模式的经济增长一方面缓解了短期经济压力，一方面又加剧了长期社会压力（印钞挤压、财阀垄断，反馈加强）。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社会压力持续增加，内卷十分严重（韩国娱乐圈大概是全球最黑暗的，没有之一），出生率持续下降，2018年韩国人口出生率降至0.98，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出生率低于1的国家，今年一季度继续跌至0.88。韩国近年出现了死亡人口大于出生人口迹象，如无改变，韩国将成为第一个自动消失的国家。

03

崩溃的隐忧

表面看起来，韩国经济仍然增长良好，哪怕社会压力比较大，短期似乎也很难与崩溃挂钩。

但实际上，一些经济体经常在最高点迅速崩溃，普利策奖获得者贾雷德·戴蒙得在《崩溃》一书中列出了社会崩溃的五大原因：

1） 透支自然环境。

2） 气候恶化与自然环境透支的反馈。

3） 外敌趁弱攻击（或因某次天灾虚弱）。

4） 失去（贸易）伙伴（或因某种恶化难以为伙伴提供利益）。

5） 社会压力(矛盾）问题。

核威慑时代，外敌趁弱攻击这个因素可以暂时忽视，透支自然环境和气候恶化反馈更多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球携手解决。

一个经济体的相对脆弱性主要源自两个方面，（贸易）伙伴和社会压力。

从生育率之低就可以看出韩国的社会压力存在极大问题，但韩国之所以社会矛盾仍未爆发，原因就在于出口（贸易伙伴）十分给力。韩国净出口对GDP贡献率常年在50%以上，以出口拉动经济可以将社会矛盾尽量掩盖。

这也是为什么你明明觉得当今世界的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已经出现极大问题，但奇怪的是他们仍能继续长期存活下去（比如委内瑞拉，前几天玻利瓦尔又要减掉6个0）。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贸易或非贸易的）伙伴的外援帮助。

但问题被掩盖的越久，问题就越严重。一旦出现贸易全球化倒退或其他原因让外部输血受到压制，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就会整体爆发，迅速崩溃。

南美一些国家曾经都是富国，但一旦外部输血（1980年沃尔克加息后借不到美元）出现问题，立刻崩溃。苏L在石油价格很高时通过卖石油（外部输血）掩盖社会压力问题，但1990年石油价格暴跌，外部输血随之出现问题，迅速解体。

04

中国的选择

中国在2019年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人口红利对出口的支撑已经减弱，进军高新技术产业要从美国嘴里抢食，由此又引发了一个问题是对外贸易也不足以值得依赖，长期房产经济模式下，社会压力积累也已较多，旧的经济模式面临着调整。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长远、最根本的的办法仍是要从缓解社会压力着手。可以明显的发现，中国政策越来越侧重于社会问题，重锤四处出击，缓解社会压力，房产立国已被摒弃，把资本关进笼子。

显然，中国政策相比韩国更具有长期上的意义，但也更有短期上的压力。

任何事务都是利弊并存，中国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时，政策与资本难免要进行一些斗争，解决办法无非是资本自愿妥协，或者是挨锤妥协。挨锤多了总是会打击到资本的信心，这或吓跑资本，影响经济出现问题。如果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影响了经济问题严重恶化，这或反会加深的社会问题。

中国或需在限制资本作恶的同时，兼顾资本信心问题。

换一个角度来看，资本背后是人，人是善恶并存的，资本也是。资本善恶很多时候是个尺度问题，当资本短缺时，大把机会挣钱，资本少有心思去做恶，但当资本过剩时，很难找到机会挣钱，资本就更容易作恶。

限制资本作恶需要的或不只是把资本关进笼子，更要从源头上减少资本。

小结：

减少资本作恶的源头，或要控制印钞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