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勤劳而聪明的民族，在五千年饱经创伤的沧桑历程中，依靠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这个民族始终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最巅峰的1750年，即清乾隆十五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居然达到了惊人的32%，是英国的6倍，是西方五国（英法德意俄）的1.9倍，并且还创造了有史以来单一经济体占世界 GDP 合计的最大比重。而即便到了1830年（道光十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依然接近30%。彼时之中国，堪称是这颗星球上当之无愧的巨无霸。

但是！但是！

到了清末，即1900年前后，拥有近4万万人口的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却急剧缩水到了6.2%。而只有一千多万人口的英国的GDP总量，却异军突起并大幅反超中国，占到了世界总量的18.5%。

为何霸占世界第一近千年的中国，却在短短几十年内便被英国赶下了宝座呢？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追溯历史，这段时间内的确发生了三件改变英国、改变世界的大事件。

第一件是牛顿力学与数学的横空出世；

第二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第三件是工业革命的大爆发；

先来说第一件大事；

1686年，英国的艾萨克·牛顿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是人类掌握的第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宇宙论和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所及遍布经典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极为巨大的影响。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17世纪科学革命的顶点，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它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科学基础，它不仅成就了英国工业革命，而且还诱发了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和改变社会制度两方面，都产生了震古烁今的巨大影响。

第二件大事，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1688年，英国议会反对派发动了宫廷政变（又称光荣革命），以新贵族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建立起了英国资本主义制度。

英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胜利，扫清了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制度障碍，优化了社会生产关系，激发了人们高涨的生产热情。它不仅为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而且，还使英国一举确立了对封建中国的制度优势。

第三件大事，便是起源于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18世纪60年代，在近代自然科学与牛顿力学的基础上，人们在生产中的各种发明创造，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于是，各种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被创造了出来，而先进的大机器生产也逐渐取代了落后的手工作坊，成为了占据时代主流的最主要的生产方式。

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与科学的结合，犹如干柴碰上了烈火，使英国的生产力发展‘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工业革命不可思议的巨大威力；

1750年，在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中，英国仅占1.9％的比重，而中国一国便占据了32.8％的比重。

而到了1860年，工业革命完成时，占世界人口2%的英国则已经占据了53.2％的份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 “世界工厂”，而庞大无比的中国却只占据了8.6％的份额。

可见，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一举压倒中国，成为了当时的一代霸主。

当然，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敲响了世界农耕文明的丧钟，宣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大幕开启。

以上便是改变英国，并使英国迅速超越中国的三件大事件。其后，英国与中国便一直在世界贸易市场上暗暗地争夺着市场份额。而当争夺进入到最白热化的时候，战争便成为了必然。于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了！一头肌肉急剧膨胀的有点小飘的西方雄狮，正式向那条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巨龙发起了挑战。

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实际上却是两国世界贸易的主次地位之争。当然，更深层次的本质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迭代之战。

最终，后起的西方雄狮依靠工业文明的先进技术与智慧，以少胜多，一举将愚昧落后夜郎自大的中国巨龙咬成了重伤，并从巨龙身上撕下了一块大大的肥肉。从此，中国巨龙一蹶不振，陷入了彻底的衰败。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拉开了东方农耕文明陨落的大幕，而且犹如一记当头棒喝，彻底打醒了愚昧自大的国人，使一些先知先觉的国人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巨大制度优势。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与开普勒的椭圆轨道，以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相继传入中国，这些先进的科学思想彻底颠覆了很多国人的世界观，启蒙了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资产阶级改革派后来发起的戊戌变法，提供了一种舆论准备。这个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人，无一例外地从牛顿学说中寻找到了维新变法的依据。尤其是牛顿在科学上革故图新的精神，鼓舞了很多希望社会变革的有志之士。

可见，鸦片战争其实是一场科学与真理的启蒙之战，它使一个落后的民族逐渐走上了学习科学与真理的‘科学强国’的正确路径，这便是鸦片战争对中国的积极意义之一。而戊戌维新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推动了公共知识分子由维新向革命的转化，使不少对清政府抱有幻想的公知，转变为了戮力推翻大清封建统治的革命党人。

而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若没有鸦片战争，国人恐怕还不知道要在满清脚下跪多少年。

当然，本质上其实是科学改变了一切，是科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进步，而生产力的大幅进步又推动着人们去冲破阻碍它前进的一切制度障碍，于是，便又推动了社会制度的变革，而社会制度的变革进步又反哺了生产力，使生产力之火借着制度的风势，燃烧的愈发的旺盛。最后，便促使西方的科技之火以战争的方式燃烧到了东方，灼醒了愚昧的国人，并最终，使中国人都站了起来。

所以说，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巨大成就，使西方在短短百年之内便一举超越了东方。从此一骑绝尘，令东方诸国望尘莫及。但是，正如牛顿所言，‘我只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西方的科学成就显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才搭建出了一座宏伟的科学大厦。而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的一千年里，西方哲学家与科学家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前赴后继地构筑这座科学大厦的基座。

而反观中国，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其实也曾出现过很多优秀的人才，比如，张衡、祖冲之、沈括、郭守敬、徐光启、宋应星、秦九韶、刘徽、杨辉、李冶，等等。但是，为何中国却没有构建出像西方这样宏伟的科学大厦呢？

个人认为，这里面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第一是因为，这些人才大多是一些发明家，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多是一些经验之学，而非思辨之学。他们基本上都只停留在了实用技术层面，却并未深入系统的形成某种可以反复套用的基础理论或科学体系。

第二是因为，这些人的研究没有传承性；一个人才辛辛苦苦做出了某项研究成果，但是，几百年之后，也没人能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下去，于是，科学研究的接力棒便断代了。就像中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对《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的评价，“如果有人继承他的研究，那么元素周期表就是中国发明的了”。可见，中国缺乏让后来的巨人站到前辈巨人肩膀上的土壤。

第三是因为，国人历来更偏重于感性思维或经验思维，却不重视逻辑思维。我们要么更重视诗词书画舞文弄墨的感性的文学艺术类的研究，要么则更重视儒学的精致利己的处世之道与仕途功利的致用之道。于是，中国的科学便成为了‘科举之学’。而天文学和算数学则被归为了“方技”“末学”。当然，这些都要‘归功于’《商君书》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考量，一味的弱民愚民，才使国人永远失去了正确的学术环境和自由思考的制度土壤。

综上可见，上下五千年，中国从来就没有去系统的构筑科学大厦的基座，这便直接导致了，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几乎毫无成就，基本上都是在学习、模仿、复制西方的各种研究成果。再加上中国历朝历代换汤不换药的封建专制制度，对人们理性思考力和自由创造力的禁锢，便使中国彻底失去了培育开创性思维的土壤。

而反观西方，自资产阶级革命席卷西半球之后，西方的制度土壤便得到了彻底的改良和优化。人们的创造力思维因此得到了完全解放，种群智慧在自由的土壤中快速的进行着自我优化。其结果便是，西方各国的人均GDP与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强大，并最终导致了千年东方大国被西方一举超越。

这段悲哀的历史给我们现代国人的启示便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根本，其实是种群智慧的竞争，是种群智慧进化速度的竞争。种群智慧进化速度越快，种群在未来便会越强大，而推动种群智慧快速进化的便是科学与自由的思维空间。因此，一个民族和种群想要真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就必须要保持种群智慧的快速进化能力，就必须要为种群智慧的快速进化提供更优良的制度土壤，就必须要解除一切对人的语言、思想与创造力的障碍与禁锢。否则，一旦再次形成中西方种群智慧的代差，那么，一个种群和民族的历史悲剧，恐又将再次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