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阴冷真相

1935年，总部设在西安的“西北剿总”正式成立，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东北军在颠沛了4年之后，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

西安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操着东北口音的军人，他们曾是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如今却有家不能回。

身为军人，本该收复失地，没想到仗却越打越远。

就连最普通的士兵都知道，无论是打仗的地点还是对手，都挺荒诞，这更加重了他们的乡愁。他们消极怠工，在大街小巷喝酒玩乐，看到有眼缘的陌生人，总要吹一吹家乡的好。

这一年，33岁的爱国中年、作曲家张寒晖正好在西安，闲暇时他总要找各种机会去东北军中宣传抗日，东北老兵的故事听多了，那些被反复念叨的高频词语不断在他脑海中回响——仅仅把这些词语串起来，就得到了这首让他留名文化史的经典歌曲：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抛弃】

在很多东北军眼中，家乡是被“抛弃”的。

当然，这也是事实。如果不是“抛弃”，1931年的日本，其实并没有实力吞下资源丰富、军工发达的东北。

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经历了关东大地震、经济危机，国力虚弱：1930年前后，日本一半工厂停工，到处都是失业工人与流民，日元惨遭国际市场抛售，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在极端恶劣的经济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将军队从60万裁到30万，军费支出也大幅削减，甚至比1921年还少了1/3。

1931年九一八之前，日本关东军仅有一个师团不到2万人，全军连一门像样的重炮都没有，为了突破沈阳坚固城防，不得不从国内东拼西凑出来两门榴弹炮，千辛万苦运到了前线。

而此时的东北军是什么情况呢？

先看看军事工业。

1921年开始，张作霖周旋于日俄之间，利用两国的技术发展军事工业，耗资5亿将沈阳兵工厂打造成亚洲第一，全盛时期机床超过一万张，1930年的产能已经非常吓人（据沈阳兵工厂1930-1931生产计划）：各式火炮289门、重机枪60挺、轻机枪200挺、步枪8万支、子弹1.2亿发。

虽然当时东北并不能生产造武器用的特种钢，但是20年代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产能过剩，张作霖趁机大量进口，仅仅1923-1928年间光弹壳就从丹麦进口了30万吨，可以装配子弹百亿发，足够中国打5次全面抗战。

再来看看1931年的日本军工，由于国内经济凋敝军费见底，产能非常有限：步枪3613支，机枪514挺，火炮90门，坦克12辆，飞机410架。

（当然，当时日本经济还没有军事化，以他们的工业基础，如果像张学良那样火力全开，这个产能肯定要翻很多倍。这也从另外一角度表明，侵占东北并不在1931年日本政府的计划内。）

无论是武器储备还是持续的弹药产能，1931年的东北都是日本惹不起的对手。

其他方面，东北军也样样不虚。

从军事人才培育来讲，东北陆军讲武堂已经连续办学二十多年，在当时与黄埔齐名，张学良自己就是这里的学生，可见水平还过得去；

从多军种协同来讲，1922年东北航校建立，东北军空军鼎盛时拥有300架战机、1艘水上航母，能自主生产辽F1式战斗机、辽H1式轰炸机；1927年张作霖就组建了中国第一支装甲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发展为拥有54辆战车的骑兵装甲旅……客观讲海空装甲部队和日军有差距，但本土防御绰绰有余；

从军事理念来看，东北军在1928年就撤师换旅，全军编成25个步兵旅、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张学良可以直接指挥到旅，效率上和日军的师团编制相比，甚至还要更胜一筹。

此时东北军的实力有多强悍？1929中原大战，蒋介石60万大军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80万军队在河南山东打得难解难分，张学良派10万东北军入关挺蒋，反蒋联军立刻一溃千里。

1930年前后的东北军正是鼎盛时期，连蒋介石的中央军也不是张学良对手；其他所有军阀一起上，东北军也能从容防御。

【套路】

手握如此硬核的军事实力，张学良多少有点膨胀，想从苏联手里把中东路拿回来——要知道1929年的苏联已经进入斯大林模式，欧洲列强都要忌惮三分、不敢去惹。

张学良不仅敢惹，而且相当霸气：直接逮捕了苏联驻哈尔滨的总领事馆30多人，并就地解散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官方机构。

蒋介石早就觉得东北军实力太强，是心腹大患，于是送了个“海陆空副总司令”的虚衔给张学良，积极怂恿他前去挑战斯大林，并给出了“南京政府会全力支援”的口头承诺。

结果在1929年的中东路战争中，10万东北军被4万苏军打得落花流水，张作霖经营多年的东北海军也全军覆没。

战至紧要关头，28岁的张学良回头一看，44岁蒋介石正在千里之外下棋听曲、韬光养晦，仿佛没他什么事一般。

整场仗打下来，南京没有支援东北一枪一弹，只是象征性地打了两百万元军费过去。就这两百万还只是“编遣库劵”，相当于空头支票，根本无助于战事。

张学良和他的智囊团似乎明白了什么，最终只有选择割地求和，并渐渐对南京有了强烈的防备心。

这防备心，最终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断发酵，酿成了影响历史进程的巨大灾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虽然东北军被偷了大本营，但是形势并非不可逆转——当天攻打沈阳的日军也就9000人，当时整个东北的日军还不到2万人。

由于918当晚张学良传达了不抵抗命令，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仅仅伤亡335人，除了丢掉大量装备外，有生力量并没受到什么损失，完全有能力打反击。

九一八之后东北的形势是这样的：沈阳城内的警察还在浴血顽抗，东北军主力撤退到锦州，除沈阳外的东北广袤土地，还是一片岁月静好。

事变5天之后的9月23日，张学良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感觉是要收复失地的势头。

但是他就是不出兵，这回连蒋介石都着急了，三令五申一再督促他奋勇抵抗，但是张学良依然按兵不动、稳如泰山。

因为有中东路教训在先，东北军的领导们希望南京能拿出点实质的支援，不然他们孤身抗日，即使打赢了也会实力大损，从此跌落神坛。

南京支吾了半天，也没想花大力气管这“闲事”。

那么，什么才是正事呢？1931年，蒋介石正亲率30万大军围剿中央苏区。

【塌方】

但是完全不管也不行，毕竟事关1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派外交部长顾维钧祭出了个“锦州中立区计划”，向国联申请把锦州变成国际共管的中立区，这样虽然牺牲了主权，但是好歹给日本上了个枷锁。

蒋介石以为在国联的制约下，日本是不敢越过锦州的，这样起码小半个东北保住了，东北向华北的通道也被封死。

牺牲大半个东北，保护大半个中国，南京觉得这非常值。因为牺牲的都是别人的，保护的都是自己的。

张学良一看，南京完全没有出兵抗日的意思，自己卡在中间进退两难，非常痛苦。正在这两人痛苦纠结之时，局势已经发生了塌方。

本来九一八事变就具有极大的军事冒险主义色彩，就算最大胆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没敢奢望几个月就能把东北吞掉。

眼见中国正规军没能第一时间展开反击，侵略者开始了进一步的军事冒险——他们迅速增兵，将手里最精锐的部队悉数调来东北。

9月19日，混成39旅团从朝鲜来援；

张学良依然没反应。

11月16日、12月17日、12月27日，日本又先后从本土调来第4旅团、第8旅团、第38旅团前来备战。

在张学良、蒋介石们疯狂博弈之时，东北大地上已经悄悄聚集了5万精锐日军。

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在抓紧时间搞策反，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见中央和地方都没什么动作，看不到指望，先后有12个旅长率部投敌。

蒋介石还在等国联的回复，日本人已经让东北变了天。

等来等去，等来了晴天霹雳——美国带头否决了中立区方案，国联此时想的是如何利用日本来制约苏联。

1931年12月29日，在日本38旅团到来的第三天，张学良眼见东北打又打不过、说理又没处说，大势已去，只能忍痛下令东北军全员向关内撤退。

1932年元旦，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东北宣告全境沦陷。

掌握了这些细节，我们再回头读一遍《松花江上》的歌词，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