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赵汀阳VS科学家白书农：人何时成为人和超越人

3月22日晚，北大博古睿研究中心举办《科学家与哲学家面对生命的时空尺度是一样的吗》对话

即使是对哲学不甚了解的读者想必也知道提出“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是一名哲学家。实际上，作为解析几何之父、理论论证光的折射定律的笛卡尔同时也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今天，愈从经验之域追求具体学科所把握的内容，分门别类的来理解这个世界，笛卡尔式的学者就愈加不复存在。然而，世界本身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用分类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不足以把握其真实。因此，跨学科的对话、合作在今天显得特别重要。

人大哲学学院教授刘晓力主持，哲学家赵汀阳对话植物学家白书农

当人赋予“活着”以意义，人不再是畜牲

被哲学家赵汀阳称之为“笛卡尔式”科学家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白书农，是一名植物学家，他是这场科学与人文对谈的提问者。在对谈伊始，白书农提出第一个问题关于“轴心时代”之前的10000年人类是怎么活下来的？”他好奇的是，一般人们讨论“人性”的时候，都是以三千年前后“轴心时代”先哲们的论述为起点。可是在那之前的一万年间，人类已经进入了农耕。那时的人算不算“人”呢。

从地球历史来看，在1010年，宇宙因大爆炸产生；到了109年，地球上出现了生命。目前，通过科学研究，基因技术、考古发掘等等手段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可以确定恐龙灭绝、现代人类的产生、人类走出非洲、文字产生等时间节点。从与人类生命观有关的11个时间节点可以发现，生命的历史是以亿万年计算的，而人类文明最早的文字记录不过6千年前，轴心时代的出现也不到3千年，可以说人类行为规范与思想的产生不过以千年为单位而已。

白书农提出，如果说人类处于渔猎采集阶段时，生存模式与其他动物没有太多差别的话，进入农耕之后，人们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这时的生存模式与采猎阶段出现了实质性不同。那么，后者的行为规范应该不再适用于定居的农耕生活了。只有形成不同的行为规范才能保障社会的稳定。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人类从进入农耕文明到“轴心时代”出现之前的10000多年时间里，人类先民当时的行为规范是什么？又是根据什么形成的呢？

哲学问题走到轴心时代还有五步

对谈的另一位嘉宾赵汀阳，作为一名哲学家他认为轴心时代只是人类思维史的一个横切面，人类思想进化有其自身脉络，在轴心时代形成哲学之前，人类对哲学问题的思考至少还应该经历了五个阶段。

作为李泽厚的学生，赵汀阳认为第一阶段可能始源于人类关于工具的思考。李泽厚先生就立足于这一观点，尽可能把一个工具做得更好可能是人类最早的想法。工具的问题也就是最早的技术性问题、或者说考量时代环境用手艺更为合理。这一阶段也许可以追溯到10万年以前，或者大胆猜测20万年也未尝不可。

第二阶段，自由行走的人进入到心理学思维产生了神话与巫术。赵汀阳解释说，这一阶段简单游牧、狩猎、采集的混合生活方式导致了人的流动。此时，空间、时间概念都是缺失的，空间和时间根据人的流动而自由变换。于是这一时期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完全的自由。完全自由的联想、意识流带来了神话和巫术，它们是心理的故事。

第三阶段，差不多1万年前左右，人类来到了农耕定居时代。定居生活出现了地理性的坐标体系。农耕奠定了看天的习惯。这一时期开启了坐标化的空间和时间观念。随着定居人群的逐渐扩大，管理学提上了日程。随着管理的加强，规矩被制定、被强化。这一时期规矩是综合的，它不仅包含政治的、法律的，也包含伦理的、道德的部分。

随着人群的聚集，因争夺资源开始出现战争。如此，进入到第四阶段。这一时期赵汀阳认为此时出现的思维可以被描述为“不说实话的思维”。也就是策略思维的产生。不说实话的思维在第四阶段才出现，应当远远晚于语言的产生。正是在这一点上，赵汀阳不赞成赫拉利的结论。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语言是在流言蜚语中丰富起来的，而赵汀阳却认为，最初的语言交流一定是含有确定性的，是落地有声的，它与真实相对应，如此语言才能成为有效的交流工具。否则，一开始造谣，就不会有人愿意使用语言。

第五阶段，经历过战争的人类可能终于开始意识到收税比抢劫更有效，流寇成坐寇，奴役强过杀战俘。于是人类思维可能就进入到政治思维阶段。即意识到制度要优于暴力。赵汀阳举例论证说，在《易经》中就有记载“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句话常被理解为黄帝无为而治。其实，这是用后世的理论来解释以前思想，老子要比黄帝晚得多。更为贴切的翻译应当是黄帝垂衣裳是放弃了暴力统治。用非暴力的制度来治理天下，而天下就太平了。

直到第六阶段，人类历史才到达了轴心时代。经历了前五个阶段思维发展，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哲学思维，但这根本不是思维的创始，其实是已经想到中间阶段。

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出现与主体性的发端

轴心时代之后，人类应当是经历了两个思维阶段，赵汀阳如此认为。其一，差不多西方中世纪时期，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意识形态。西方中世纪时期，神学发展，产生了赵汀阳称之为“基督教四大发明”的产物。一是宣传，这由传教演变而来。二是自我规训，它由忏悔发展而来，也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则是发明了群众概念。群众概念是与人群相对而言的。比如早在希腊时代或者更早时代，那时候都也广场上都会有一大堆人，那个叫一堆人，不叫群众。群众有通用的心灵。在宗教仪式中，拥有共同信仰的人拥有同一个心灵。群众就是由宗教造就的。四是宗教产生了精神上的敌人。战争从利益之间敌人转向了精神上的敌人。四项发明之和，赵汀阳称之为意识形态。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东西方走上了不同的路径。中国路径的特殊性在于确立了儒学的至尊地位，知识产生的方式是注经。注经的过程就是观念不断自我复制的过程。

在这一时期，赵汀阳还认为，它孕育了人的主体性。粗略地说，中世纪的僧侣和学者希望能够理解上帝的精神，而理解上帝就需要了解上帝创造的万物，因此，中世纪的人们研究了各种事物，从植物、动物到海妖、天文。尽管以现代知识标准来看，中世纪的研究大多数是不科学的，但其重要意义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求知性。

对万物的求知潜伏着一个颠覆神学的人文问题：既然需要研究一切事物，那么最应该研究人，因为人是万物中最为奇妙的存在，包含着上帝创世的最多秘密。事实上，“现代第一人”彼得拉克就是依照上述逻辑而发现了人的问题。一旦人对自己的反思成为一切知识的核心，人就占据了思想的核心地位，进而人就发现了，一切存在都只不过是“我思”的对象，于是，人的问题就高于一切问题。在此可以看到，正是宗教的知识追求培养了宗教的掘墓人。笛卡儿、贝克莱、霍布斯、康德等所建立的主体性将人定义为自主独立的存在，人成为万物的立法者，于是一个现代人的概念由此建构起来。

语言、技术、逻辑、制度、科技等存在论事件塑形今日人类

人成为人，可以说源于哲学问题的思考，更简单的说是源于第一次思索“如何让工具更称手”。而人成为“如今所展现出来的人的形象”可以说经历了一系列偶然或者必然因素。在这方面科学家和哲学家进行了不同的思考探源。

第13期法国《新文学杂志》评选出35位影响世界的思想家赵汀阳提出了存在论事件的概念。在对谈现场赵汀阳给这个概念的特征进行了罗列。

首先从能力量级上看，存在论事件是改变了人类存在方式的大事情。其次，这样事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产生的。但是一旦发生之后，会对这个文明的结构形成一个不可逆的，这样就是说是，偶然会变成必然的。第三，这种大的事件形成这个结构变化之后，就变成了文明不可替代的必需品了，在发明之前不是必需品，发明之后就变成了必需品，我们人就会对它形成依赖性。并且，它的未来不会产生边际效应的衰退。第四，存在论事件是能够形成人类思维所需的某个坐标系。

以语言的发明举例。目前语言学界流行的认知，认为大于在10万年前产生了语言符号系统。但是对于赵汀阳来说，从哲学的角度他更倾向于认为动物之间存在信号系统，但这并不是语言。使信号系统转变为语言的关键在于“否定词”的使用,否定词是哲学的第一个词汇。否定词的发明它打破了语言与事物一一对应的必然。一旦出现了“不”就增加可能性。可能性不存在于自然界，它只存在于我们思维中。否定词的出现，人就有了可能性。人可以开始创作。但同时否定的出现造就了社会冲突、社会难题。这些都源于他人的不同意。

赵汀阳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存在论事件还包括更多，如生产技术的发明。正因为人类掌握了生产技术，才能确实保证产出，创造了可预期的时间表。正如甲骨文“来”字所寓意的，种下一颗麦子的种子，可以预期六个月后收获的“来”到。

逻辑和数字的发明则表征着思维建立起了自身秩序，它为思维创造了必然程序。制度的发明，包括政治的、法律的、伦理的、生活的的规则，人类为自己建立一套理性化的存在秩序，有了制度就产生了和平，产生了合作效率、关系的问题，还有产生了公正的问题，促生了权力与权利。等等。

除此之外，赵汀阳解释说，在人类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其他的难以评估的的存在论事件宗教、哲学、文学、历史等等的发明都应纳入其中。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同样是偶然的选择。

“两镜”是拓宽人类认知视野的重大创新

与从事件层面阐述人类发展中重要创新的哲学家不同，科学家白书农则聚焦到两件器物上，认为望远镜和显微镜是人类历史上被很多人忽略，但却具有非常深刻突破性的发明创造。

白书农的逻辑从“自然”一词的内涵开始。他提请大家注意，英文中“自然”一词的词源是“出生”。因此“自然”一词所指的应该是人们与生俱来所看到的东西。换言之，不同时代的人根据环境不同的变化，人类所认识的“自然”是不同的。人是通过感官辨识实体，区分边界，再形成概念用以区分不同对象的。然而，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使得人类突破了感官分辨率的局限，于是对我们原本基于感官经验所定义的概念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例如传统上我们对生物个体的辨识是基于感官所能分辨的边界的。可是细胞发现后，我们知道个体由细胞组成，而每个细胞的膜都是半透性的，意味着它们一直在与周边发生物质交流。此时，生物体的边界应该是基于我们人类的感官分辨力作为标准来判断的吗？

白书农还指出，伴随两镜的发明，现代科学的出现，赋予了人类对周边世界的解读以客观性基础。人类对世界的解读可以不再只基于自我经验，而是基于可借助实验重复的经验。现代科学的出现，不仅为人类生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人类的认知空间。

然而，福，祸之所依。两镜突破人类感官分辨力局限、科学认知为人类认知的合理性提供客观性基础的同时，科学认知本身也存在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你只要做实验，你的实验对象永远是具象的；只要实验对象是具象的，得到的结论只能是有限的；同时，因为实验的方法永远在改进，所以以特定实验方法所得到的结论也就只能是开放的。科学认知的这种具像性，有限性和开放性，很容易是人类的认知发展越来越细，越来越碎片化。认知空间中的碎片化信息该如何有效地整合，就成为摆在人类面前无法回避的一个挑战。

赵汀阳补充道，正好像今天科学之抽象已经超越了哲学。

升级，人将不人？

在赵汀阳的人类思维发展脉络中，中世纪经历了宗教思维、科学思维后的当下人类正处于他所说自反性思维时期。正如扎克伯格用莫比乌斯环作为其公司标志一样。这个标志蕴含着自反含义，不断自我循环。

中世纪宗教定义了人的自主独立，之后主体性概念不断膨胀。人不仅区别于其他生物，人开始区别于野蛮，突破自然人的概念，开始拥有越来越多的天赋权力。赵汀阳人认为，当下的人已经成为了“自定人”的概念，即自己决定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基因编辑的人或人工智能都将是“自定人”概念的逻辑结果。

他认为，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是主体性神话的最大冒险，也是“自定人”的极端形式，这些技术试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创造新概念的人类。我们无法排除其潜在的巨大风险，更严重的是，我们甚至无法预料哪些是人类无法承受的风险。从理性上说，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是违背风险规避原则的工程。

这一时期，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是否还能引领人类跨越困境，也许我们将得到消极的答案。

在千年的单位时间内，人类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也许从最初超越一般生物开始，经过一系列创新形成了当今人类形象，最终我们也许将走向超越“人”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