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变法图强却始终是最强音。魏国李克（即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秦国商鞅，都在国君支持下力行变法，然而，只有商鞅变法影响深远。它不但奠定了秦国统一根基，而且对两千多年中华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谭嗣同有言“两千年政治，秦政也”;毛泽东亦曾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评价》中指出：“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政”者，商鞅变法后之新政也！

商鞅入秦

商鞅（约前390-前338年）本名卫鞅，出自卫国公室庶裔，故又名公孙鞅。最初在魏相公叔痤门下跑腿，任职中庶子（大约是侍从官之类），颇得赏识。

公孙鞅有才华，“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病重临终前，才向魏惠王极力推荐。由于此前缺乏铺垫，不为魏惠王所采纳。公叔痤发狠话说，为了魏国的安全，不用之，即杀之，不能让他到别国去。魏惠王又未予采纳。公叔痤死后，公孙鞅没了工作，恰好新即位的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发布《求贤令》，广招人才。公孙鞅于是来到秦国。

公孙鞅在魏国的经历，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李克辅佐魏文侯时的法治思想。入秦后，公孙鞅的变法主张与秦孝公不谋而合，与秦孝公促膝而谈多日，深得圣心。秦孝公安排他与保守派官员辩论变法利弊。辩论持续了好几天，公孙鞅虽没有说服保守派，却进一步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

公孙鞅在秦国主持变法工作20多年，以功分封于商於之地，故称商鞅。

两次变法

商鞅变法所推行的改革，主要分两次。公元前359年，商鞅公布了变法的第一套改革令。

首先，建立起一套基层什伍组织和治安联保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其实是对秦献公社会管控方面的基层体制进一步完善。

其次，建立奖励耕战的激励制度：为国征战，立功受奖;力耕桑，免除徭役;若因经商或懒惰而致贫，官府没为奴。宗室无军功不得列为贵族，普通民众因军功可得荣华富贵。这种奖惩机制，不仅打通了平民通向贵族的通道，而且有明显的经济与产业导向。

公元前350年，商鞅推出新一波改革措施，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经济社会层面，秦国都城也从雍城迁到咸阳。

一是强制民众分家析户，建立一个小型化个体家庭组成的社会;二是进一步推广县制（县直属中央政府，与属于封君的封邑不同），把小乡合并成县，全国共31个县，设置县令、县丞;三是废除井田制土地制度。井田制是一种以封主占有土地、庶民为其耕种，但是产权不得转让的土地制度。废除井田制，民得买卖土地，产权可以转移，激发了劳动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史记·秦本纪》说，商鞅的土地改革，“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四是颁布统一的度量衡标准，促进商品交换。

商鞅的改革两手抓，一手抓军事，能打仗、打胜仗;另一手抓种粮，发展农业生产。“利出于地” “名出于战”，把一切社会资源都驱使到促进农耕和有利于战争方面。“治国能抟民力而一民务者，强。”（《商君书·壹言》）这个体制坚持了130多年，一直到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统一全国。

变法特点

变法首先从法治建设入手，而法治建设，又从改变民众的法治观念、建立官府的法令信誉入手。徙木立信是个突出例子。

商鞅立木于都城南门，张榜募人搬运到北门，赏十金，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家的全部财产。以如此高额的赏金募人完成如此简单的工作，秦民议论纷纷，不肯相信。商鞅于是把赏金加到五十金，并广而告之。秦民激动万分，有人跃跃而试，官府当场兑现奖赏。于是全国哗然，百姓们意识到政府法度可信！这一观念得到强化后，商鞅才开始颁布改革法令。

法令既颁，严明赏罚以维护法律权威就是成败的关键。太子驷在贵族的鼓动下犯法，商鞅认为，太子身为嗣君，不可施之以刑，但太子的师、傅要为其行为负责。于是，公子虔、公孙贾分别被处以割掉鼻子、脸上刺字的刑罚，震慑了整个贵族阶层。普通士兵、百姓立功，立即予爵赏。

要维护政府信誉，必须做到信赏必罚。高官违法，同样处置;庶民有功，兑现奖赏。法律有尊严，改革才能成功。

商鞅改革的政治路线图是“尊君” “平民”。“尊君”是以君主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绝对遵从，构建一个不容挑战的社会秩序。“平民”就是推行平民化的社会结构，王权之外的一切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社会荣誉，对所有民众开放，这是对尊君的辅助。只要有军功、有才能，都可以获得政府职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称之为“壹刑”。平民主义、法治主义，与君主独尊相辅相成，对于秦汉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与强化，有着重大影响。

商鞅变法，不仅有原则规定，还有十分详尽的实施细则，操作性很强。

比如，以奖励农耕而论，仅田间管理方面，从播种工作开始，对于下种的数量，法律都有详尽规定。据《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种稻，每亩用种子二又三分之二斗;麦子每亩一斗;黍米每亩三分之二斗;叔（菽，即大豆）每亩半斗。政府用法律来指导农民种田，保障先进农业技术得到推广，对于农田作业管理精细如此，令人叹为观止。

又如，军功授爵制度将爵位直接与战争业绩挂钩，十分具体细致。士兵斩首一级，就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区，仆从数人。斩获两个首级，父母妻子都可以免罪。落实在军队生活中，有更具体的规定。大体说来，三级爵位的士兵，伙食每天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各一盘。两级爵位的士兵只能吃粗米，无爵位的大约仅能吃饱肚子。

变法评价

史学界普遍认为，秦国统一大业发轫于商鞅的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会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商鞅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反对者未必是普通民众。根据《史记·商君列传》的说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无论是“秦民大说” “乡邑大治”，还是“家给人足”，都是说商鞅变法符合民心，有很好的社会效果和经济效果。当然，与沉默的大多数相比，受损的既得利益者，具有更强烈的反改革动力和直接针对改革者本人的反扑能量。商鞅以生命献给了改革，就证明这一点。

商鞅虽死，其改革并没有中断，而是为继位的秦惠王进一步推进，有三点原因。首先是这些法令适应了秦国的社会发展，有利于富国强兵;其次，许多变法内容，比如县制的推广，基层保甲组织的建设，在秦献公时期已经实行。最后，在入秦墨家的影响下，“尚贤” “尚同”（即与上保持一致，强调社会控制）、重视农耕、重视军事防御装备（墨家非攻，但是却重视军事防御技巧）等思想已经为秦王室统治者所熟悉。在秦人看来，秦孝公才是变法的主动者。实际情况，恐怕也是如此。因此，商鞅之死不影响新法继续实行，也就自然而然了。

比较一下战国其他各国的变法，更能看出商鞅变法的成就。魏国的变法没有进行到底，魏惠王以后实际上就中断了。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只是注重调整现有利益分配，而不注重促进农业发展，没有把蛋糕做大。鲁国、郑国曾经很早就有“初税亩” “铸刑鼎”之类变法，但没有形成配套改革，系统性、持久性都不够。只有商鞅的变法措施，最具系统性、可操作性和持久性。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