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5000年中华文化体现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其中的核心观念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其基本价值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传承中华文化就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与价值追求,支撑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和薪火相传,今天仍然是而且未来也必将是我们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
放到世界文明史中来看,中华民族创造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价值体系、独特的民族色彩、独特的历史行程。其长期演化的过程造就了我们的文化认同,赋予我们以生命力和创造力,也决定了我们独特的发展路径。同时,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涵又包涵了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价值,对人类文明进步和人类共同价值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我们身上担当着对于中华民族发展的责任,就必须保全它的生命营养,发扬它的精神信念。弘扬中华文化是持守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延续民族精神血脉的根本途径,只有牢牢站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立场,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文明的悠久传承,是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建设过程,对于中华文化有着多方面的需求。第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建设与巩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全国人民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有了这些共同的文化价值才形成了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造成了对祖国文化的认同,才有了民族凝聚力量的基础。第二是社会的道德建设和价值观建设。中国文化强调以德治国,以德化人,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套道德文化的完整体系。中华文化的优良道德传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根系,不继承弘扬中华文化的美德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立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当代中国的共同价值观。第三是吸取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华民族发展至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断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治国理政的借鉴。今天我们面临的治国理政的实际要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复杂,但中华文化积累的经验之谈在许多基本方面对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从人类生活面临的矛盾冲突也可以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和当代意义。当代人类生活面临着五大冲突急需解决,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我(心灵)、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有史以来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但现代性的展开加剧了这些矛盾,冲突日趋紧张,已经成为世界的难题。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仅仅靠西方现代性的价值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矛盾、化解这些冲突的。有识之士把眼光转向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利于化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忠恕之道”秉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有利于处理人与人的矛盾冲突;“和而不同”的态度有利于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群己合一”之道有利于解决个人与社会的矛盾。中华文化中有许多思想理念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冲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因此,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围绕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一起为人类提供所需要的精神指引。什么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方案?很明显,就是用中华文化的理念智慧,结合中国的实践,从而提出既合乎中国的具体实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理念。像孔子在2500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不仅是人类处理相互关系的普遍原理,也深刻体现了中华文明处理人类难题的智慧,20世纪50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这样的“中国方案”。因此,我们只有全面总结中国历史发展的丰富经验,深入探寻中华文明的实践智慧,认真体会中华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有文明的自觉,才有可能真正提出面对人类难题的“中国”方案。
《周官》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
《周官》出自大宰官档,代表有周一代的王国官书。汉晋以来,《周官》的地位与《诗》《书》《易》并列,它们一道集中反映了周王室的文化和制度。若比喻成一个人,《书》《易》是思考和决策的大脑,《诗》是说话的嘴,《周官》则是骨架躯干。作者认为,作为“六经”之一,《周官》在华夏文明中的地位是第一的。要了解夏商周三代文明,《周官》是唯一门径。《周官》包含了三个时期的官制变化:一是前期职文原档的形成;二是中期职文原档被修改、加入、删除与重新编排等; 三是后期正式编纂到纂定,基本上浓缩了周王朝800余年的官制变迁史。作者指出,《周官》原本记载的是官制,汉以后称作“周礼”,严格讲是张冠李戴。这是因为,《周官》不仅有表示礼仪的官制,还涉及爵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田亩制度、户籍制度等,其范围非礼制所能涵括。《周官》的底子是周大宰官署保存的官制档案,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周官》所记载的王官制度,是打开上古国家及制度文明最关键的一把钥匙。但由于今本《周官》中有大量窜入文字,一些研究者便认为《周官》是汉儒伪纂,这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大冤案。
俞江的《〈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透彻描述了夏商周三代官制、赋役制度、城邑制度等,展现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细节。作者首先从《周官》“虞人制度”说起,阐明夏商周三代就形成了大型疆域国家,拥有灿烂的华夏文明。虞人代表的是军事防御体系,做到有点有面也有纵深,人员文武兼备。虞人制是东亚国家常备军和边防军制度的源头,也是早期大型疆域国家诞生的标志。早在4200至4500年前的上古王朝,就已经建立起保卫国家安全的常备军,这应该算是文明早熟的标志。接着,作者对考古发现的天峰坪史前遗迹进行了评述。天峰坪遗址初步证明东亚在史前时期已经出现大型疆域国家。其主要特征是:按周的里制计算,国土面积远不止方百里;第二,采用两级以上城邑统治全境;第三,以天险为边境线,在边境上布置常备军以维护国土安全。有把握地说,它是东亚地区疆域国家的雏形,后来的疆域国家由它发展而来。这个区域气候宜人,水土丰美,适宜农耕,引来众多民族的激烈竞争,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最终产生了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华夏文明。这些文明体一概依附于大型疆域国家,以图自保或伐人。在这一意义上说,大型疆域国家是华夏文明的政治基础。
《〈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俞 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该书还对《周官》里涉及的行政区划演变过程加以爬梳,让人们看到周王朝时期完备的行政管理架构。州城的兴起,标志大量荒地变为农田,道路从平原延伸到山地或丘陵,贸易范围也更广更方便。随着州城的发展,西周早期的人口和财富也迎来繁荣。从邑的出现到县、州的兴起,足见夏商周时期行政框架逐步完善,国家治理的雏形基本显现。在行政架构完善的同时,官府治理国家的“民本思想”理念也渐渐形成。从《周官》中的《司约职》可知,西周时的约分为“邦国约”与“万民约”。“万民”是全国人民的代称,与今天的百姓概念最接近。《〈周官〉与周制》的作者以历史典籍为依据,阐述上古时期的“民本思想”。《尚书·盘庚》中有一个例子:盘庚决定率民迁往殷,但“民不适有居”,于是有人向盘庚吁告:“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盘庚听到后说:“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也就是说,不敢听闻人民的箴谏而不作答。在《盘庚》中,类似重视万民利益的表述还有不少。商周时期的王国,主要的政治关系是王与万民。万民的主体是姓族,包括归顺的戎狄部落和前朝遗族,也包括附庸国的国族。他们与王室订立盟约,万民与王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万民的利益在朝廷中有代言人,形成一种超稳定的政治结构。“民本思想”自然而然也就烙印于这样的政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中。
《〈周官〉与周制:东亚早期的疆域国家》一书首开先河,完整恢复了《周官》原貌,溯清了《周官》的出身、特点,还原了《周官》的历史地位,让人们对《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与了解,为我们探寻中国历史的源头提供了新的视角。